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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写时代的大趋势——简论李延国的报告文学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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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8-04-18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抒写时代的大趋势
——简论李延国的报告文学
谭健
要在一群小说作家中识别出他们各自的创作个性,似乎不是一件难事;但是,想从一堆报告文学作家中寻找独特的“这一个”,却不容易。这不仅是因为报告文学在题材的选择上具有某种单一的指向——写为社会急迫关注的人或事;更由于这种体裁排斥了最能表现和高扬个性的两大因素——虚构和想象。这就使得报告文学作家很难在同行中与众不同。尽管如此,我们仍能从我国当前活跃的报告文学作家群中,一眼分辨出一身戎装的李延国。
1980年李延国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报告文学《敢立军令状》。这篇作品由于及时地塑造了一个处于变革时期的人们渴望的力量型改革人物,以及在艺术结构上的精织巧编,引起读者和评论家的兴趣。尔后《从废墟上站起来的年轻人》和《在这片国土上》,连续两届荣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中国农民大趋势》也赢得了人们的赞许。
用一支饱蘸激情,凝聚着庄严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的笔,写那些为大众所关心的主题,并从宏观上对这个主题进行历史的、民族的、文化的、现代的开掘,从而把握社会发展变革的走向与脉搏,勾画时代的轮廓;与之相伴的是艺术形式上的不断创新,这就是李延国报告文学的基本特点。
文学要借助情感方式把握生活,以情运文便成为每个作家的必备素质。但是,不同的报告文学作家感受生活、表现生活的情感方式却是不同的。李延国的情感方式是以整个身心拥抱生活,融进自我。他的叙述方式,他的议论方式,他摹写人物的方式,他点染的一切人物事件,无不奔涌着一股情感之流,以致于我们每每读李延国的作品,几乎都能从字里行间看出一个蹙眉扼腕的沉思之士的面影。那些正面褒扬英雄的作品,激荡在作品中对于祖国和人民的挚爱,是滚烫灼人。1983年,他在引滦入津工地上以一种“像在一只注满激情的大缸里浸泡过,脉管鼓胀着”的情感,向读者呈献出一轴新时代的人物画卷——《在这片国土上》,那一组具有中华民族吃苦耐劳、自我献身精神的英雄群像,睹之莫不令人怦然心动。当我们看到那跳夹缝的战士腾起的一瞬,看到沉浸在“热土”中南团汀父老跪别祖坟,举村迁徙的时候,看到那亘古未闻的两地婚礼的场面,我们能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情感流从作者的笔底涌入我们心中。至于那些揭露性的作品如《江海情》、《虎年通缉令》等,我们在“责之亦苛”后面看到的是“爱之愈切”。李延国报告文学的这种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具有一种道义上的力量,这在其他报告文学作家的笔下是很难看到的。
选择性对于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它也最能反映作家的创作个性。李延国报告文学的取材范围并不广泛,但正是这种狭窄性促成了李延国的报告文学呈露出一种区别于其他报告文学作家的个性特点——难得的本色。李延国写过工人、农民、干部、军人、知识分子,我们注意到,只有当他描写农民或农家子弟出身的军人时,他的那支笔才显得那般如鱼得水。一部《中国农民大趋势》引人瞩目,正是因为在取材上得其所哉,从而使他的思想和艺术之光在这篇作品中得以闪耀。农家出身的李延国,从小就熟睹农民为温饱奔波的艰辛。那回忆过去岁月的“姥姥的故事”、“最后的晚餐”、“寒冬的梦”,是那样铭心刻骨地印在他童年的记忆里,以致于农民的任何一个细微的变化,他都要从这幅褪色的画中比较出新绿的亮色。不同于往常的是,李延国这一次没有留步于比较的表象,而是通过发生在农民身上的真实故事,描绘出了中国当代农民在改革大潮的推动下,由生活逐渐富足引发的思想、观念、文化、心理、素质等方面发生的变化轨迹,从而为我们勾勒出中国农民大趋势。
读李延国的作品,我们常常能很快感受到一种叙事风格上的个性。刚刚应“中国潮”征文推出的《走出神农架》,虽然主要写的是“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发展史,但它辐射了我国整个汽车工业的发展历程,而且是将之放在世界工业发展的历史背景下透视的。这样便从宏观上为我们勾画出一幅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兴衰图。
李延国的报告文学在艺术结构上常有变化。《敢立军令状》运用的编年式结构;《在这片国土上》开全景式报告文学之先河;《中国农民大趋势》是最早运用集合式结构的作品之一;在《走出神农架》中,他又亮出了卡片式的旗帜。似乎可以这样说,李延国总是引报告文学结构的新潮流。他认为作品的结构是一张力量的弓,有了一张硬弓,才能把你的思想情意之箭射出去。
作家是从自己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出发选择题材,安排材料的。要寻求到这种吻合,须得顺着从生活到艺术的逻辑,选择包容生活的适当结构。李延国是那类意识到历史的责任感而操笔的作家,他的早熟的人生体验使他懂得,世态万相是怎样意味深长地相互纠缠维系在一起。因此,当他拥着对生活的深透理解寻求与之相适的结构方式时,作品的结构方式常常为生活所范,千变万化的生活也因此给文学带来各种新颖别致的结构形式。
当然,李延国的报告文学并非乏疵可陈,由于他的情感世界如此博大,在主题的开掘上,有时过于强调从道德和社会责任感上寻根究由,因此,他的作品常常偏重抒情化,而缺少一种静观默察式的冷峻。报告文学作为一种贴近现实的文体,缺少冷静,就难以沉入哲理的深层,也会因此影响作品的主题思想的深度开掘。其次,把报告文学写成报告大文学,也有大而不当,顾此失彼的不周,这都有待作者进一步在探索中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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