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纵向比较——读《白之比较文学论文集》有感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文学的纵向比较
——读《白之比较文学论文集》有感
黄子平
据说，“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名字打一开始就起错了，该叫“综合文学”才是。一提“比较文学”，我们想到的总是两国或多国文学之间的比较，时兴词儿唤作“横向比较”是也。其实呢，哪一国的文学都是在一定时空中发生、存在和发展的，时间维度的引入，使得文学研究中免不了“纵向”也比上一比。
近读《白之比较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比较文学丛书”），其中倒有好几篇论文，是取“纵向比较”角度研究中国文学的。西利尔·白之（Cyril Birch）先生是美国著名汉学家，从论文集中收入的文章来看，其研究视野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明代戏剧；一是本世纪中国诗歌与小说。他在为中国读者写的“自序”里说：“在明代，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都出现了迅速演变的新文体。而且这些新文体都强烈而自觉地意识到它们与广大群众的呼应。我研究过的或翻译过的作品几乎全出自这两个时期。”这正是对文学具有“史的意识”的研究者的特点，这类研究者对文学史中的“高峰”及“常规发展”也抱有敬意，但往往更被“高峰”之间的跌宕转换、文体的“迅速演变”等等强烈吸引。在这些变革和错动中，文学史的不同寻常的“动力学”意义和价值，才最深刻地显示出来。而要研究“变”，自然少不了“纵向比较”了。
但是，跟我们所读惯的那类“气势磅礴”地描述文学变迁大趋势的“宏观研究”不同，白之先生用的是选取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加以“细读性比较”的方法，灵活地把“宏观”结论建立在作品周密的“微观”分析之上。譬如取题材类似、但艺术质量不一的《琵琶记》和《荆钗记》，细致地比较了它们相似场次中各自的语汇和意象之后，他指出了明代传奇中由“悲剧”向“情节剧”的一种转移趋向。《明传奇的几个课题与几种方法》则讨论了三个长剧：《青衫记》、《鸣凤记》和《牡丹亭》，说明了明传奇与元杂剧的一大区别，是由明代小说的高度发达影响下的戏曲“小说化”。因此，“传奇形式对中国戏剧至少有三个新贡献：自然主义式的细节，人物的相互关系，更复杂的结构意识”。
这种研究方法显而易见的好处是：细密，扎实，相对地保持了对作品的微奥之处的生动直感，避免了强牵作品迁就预设的“文学规律”的生硬，显得言之有据等等。但也有一些困难，一是所论作品的“代表性”很难确证；二是细部的分析有时会淹没必要的综合概括。对前者，研究者相当程度上信赖时间的筛选帮了他很大的忙，而自身一定的“阅读覆盖面”也是一个基本保证。对后者，要作到对作品的“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不仅靠学识和经验，而且靠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程序”或技巧。在我看来，选来作“纵向比较”的作品，其相同或相似之处应是研究出发的基点。这基点，似宜选取得准确精细一点，可以是作品中的一个场景、一类形象或一个“主题素”，即通常我们所说的
“口子开得小一点”，乃是避免“宏观研究”大而无当的一步。譬如白之先生的《中国小说的继承与变化》（一译《中国小说的变异性与连续性》），就取了与《文明小史》中的傅知府、《子夜》中的周仲伟和《金光大道》中的张金发有关的三个场景作了比较。这三个人物处于不同的时代，但都是某一局部范围的当权者，在所写的场景中都处于激起群众对抗情绪的困境。这三个场景的相似之处构成比较研究的绝妙基点，饶有兴味的“同中之异”就在这基点之上展开和描述。白之先生由此考察了20世纪中国小说的某些轨迹，得出了“延安后小说部分地向五四前小说回归”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在“纵向比较”中，所谓“同”和“异”实际上就是“常”和“变”，或叫“连续性”和“变异性”，或叫“继承”和“革新”。总之，这是文学史研究的中心范畴，只有经由细致扎实的学术探讨，才能血肉丰满地而不是刻板干巴地呈示出来。任何文学新变都不是从天而降的奇花异草或猛禽怪兽，它总有渊源或影响，不是来自传统便是取自域外。“所有故事都在讲同一个故事”，文学家实在是时时以新想法回答亘古未变的老问题，一些反复出现的基本人物、场景、意象，从来就是把握文学史的“常”与“变”的重要线索。国内的文学研究者在这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在此按下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