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上海”的新觉醒 [复制链接]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

　　“大上海”的新觉醒
　　新华社记者　邬鸣飞　郭礼华　张学全
人类正处在两个世纪的夹缝中。人民共和国的跨世纪振兴愈加仰赖于科学技术。
一直雄踞中国“经济龙头”宝座的上海，如今在汹涌澎湃的改革大潮面前，再也无法安然于昔日的自豪与满足之中了。
挑战与机会同在。“经济要转向，科技要导向。”旨在重振雄风的上海人频频发出呼唤。这是面对现实、赢得未来的新的觉醒。
站到科技兴市的起跑线上
未来，富有严峻的挑战性。各方面的信息迭加一起，使上海人深感不安：
在全球，一些发达国家凭借新技术革命赐予的良机，产业结构骤变；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借此而崛起。而上海的新兴技术产业远未形成气候。在整个经济增长中，发达国家技术进步起的作用已占60％，上海则不足30％。
技术上的差异，使上海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至今没有拳头产品；出口产品中近一半是廉价的初级加工品。上海出口的皮鞋，所用原料和意大利毫无二致，但因制作技术不如人家，卖价只有意大利的1／3。
在国内“赛场”，上海的技术优势也在逐渐削弱。上海114种主要二轻产品在国内的领先率，已由过去的90％下降到60％。曾经称雄国内市场的上海手表、缝纫机、纸品和香料，在无可奈何地移位。就是在上海市场，上海货输给外地货的事也是屡见不鲜了。
被称为经济支柱的上海传统工业，技术装备老化日趋严重。8个主要工业局很多设备逊于兄弟省市，达到国际水平的设备大多不到二成，有相当一部分设备尚处在四五十年代的水平，工业规模化优势受挫，效益危机日益显露。
这是极其重要的时刻。是勃兴，还是衰落？依靠怎样的法宝实现上海经济的大幅度增长和转向外向型？靠资源，——上海资源短缺得酷似岛国日本；靠资金，——上海刚刚实行“基数包干”，财政颇为拮据。经过艰苦的比较、思辨，人们醒悟了。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全力推进科技进步，以收到尽快振兴之效。
从上海工业增长曲线图可以看出：50年代、60年代上海的几次技术攻关，每次都在工业规模、技术水平上显示新的“波峰”。近年来，上海推广科研成果过程中，也不乏“一项成果救活一家工厂”、“一项发明创造几百万乃至几千万利润”的实例。上海针织十一厂生产的纯棉坯布，由于采用烧毛丝光新技术而身价猛增，出口服装的创汇由此比原来高出5倍。
以史为镜知兴衰。上海深切感到，不依靠科学技术，就会失去起飞的翅膀，就无力面对来自大洋彼岸的冲击。上海，已经站到了“科技兴市”起跑线上！
冲出旧观念的怪圈
上海有压力，也确有可供释放的潜能。1000多家研究机构，近40万技术人才，大批先进的实验设备，是上海得天独厚的无尽宝藏。
自从高扬改革的风帆，上海科技融入经济，开始发挥“助推器”的作用。然而人们的评价是：“大动作不多，步子不快”。科研能力大量放空，企业技术进步行动迟缓，成果和人才外流……上海人正视客观原因，也找到了思想上的屏障。倘若观念更新一些，作茧自缚的事少做一点，科技给上海洒下的恩惠一定会更加丰厚。
上海的经济和科技宛如两部不协调的大机器，后者不如前者转得快。各级决策者都知道科技是致富的手段，却因上海货一时不愁销路，而缺乏技术进步的紧迫感、压力感，一年到头难得几次就科技“入室而谋，处幄而议”。一些同志长叹说，上海这些年缺乏对科技之神的钟爱，等于“丢了一个大西瓜”。
企业“抓了生产忘了科技”的事更多。本来科技开发费用就很少，有的企业还要挪作他用。工厂技术开发机构凤毛麟角，全市518家大中型企业中有60％缺乏足够的开发力量，产品更新换代的周期平均在10年以上，而目前发达国家更新产品一般6年左右，最快的不到2年。有识之士把这类行为称作“短视眼”，是阻碍上海科技与经济结合的要害所在。
一向以聪明著称的上海人，在科技与经济全方位联姻上，却因恪守陋习、小心谨慎，难以超越“楚河”、“汉界”。中央在沪89家科研所里，中高级职称的科技人员占全市总数的80％。各所盼望能为上海经济振兴建功树勋，但因为缺乏适当的政策，这一路大军报效上海无门。而邻省大胆放宽政策，吸跑了这些所众多的精华。中国科学院在沪15家科研单位，70％的成果舍近求远，转移他乡。
上海在全国最早组织80多位专家学者研究世界新产业革命及上海的对策，提出了一整套实施方案。微电子、激光、光纤通讯等七大新兴领域的科技人员占全国1／3至1／6，研究开发水平与先进国家相差只有10年。但是这些高技术产业化步履维艰。集成电路产量在全国市场占有率从50％跌至15％。计算机数量从占全国的30％降到5％。上海建立了全国第一家“人才银行”，打开了人才流动的闸门。可是因各方受阻，每年流动才2000人，人才积压与短缺长期并存。据对1万名科技人员抽样调查，今天仍有一半以上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上海在人才管理方面也设防甚多，没有最大限度地挖掘人的潜能。最突出的例子是科技人员业余兼职的风波。有的单位允许兼职，加强管理。有的单位却凡兼职拿了报酬，就要兴师问罪，或延缓党员登记，或罚款处分，甚至报司法部门立案侦查。原上海太平洋被单厂助理工程师郑鸿坚担任六个厂技术顾问，拿了1100元报酬，结果被指控犯有投机倒把罪而判刑。经多方呼吁，才宣布无罪，恢复了党籍和公职。
在上海，2000多名科技人员自愿丢掉“铁饭碗”，含辛茹苦办起160家民办科技机构，成为科技面向经济的“第六路大军”。有关部门却把他们视作“三等公民”，各方面的限制紧而又紧。“不正规”、“不务正业”、“想捞钱”之类的非议也随之蜂起。有些所只好打烊另谋生路。诚然，上海也有不少优于他人之事。几年前兴起的科研生产联合体已发展到 2000多家，有关部门稍开绿灯，一批科研单位又率先与外国企业合建了跨国联合体。上海技术市场网络齐全为全国同行所羡慕，5年技术交易额达到8亿元；上海咨询业也异军突起，已经完成了数千个咨询课题。几年间，全市已有4000多项成果应用于生产，数万项新产品相继投产，近2000项引进项目被消化吸收……
苦与甜的实践启示上海人：改革首先是思想上的革命。走出“怪圈”，充满希望的坦途就在眼前。
迎接经济跃升的曙光
龙年的日历刚刚翻过4页，重任在肩的市委书记、市长江泽民就在报上载文告诫全市：“如果不抓紧时机，在技术进步方面急起直追，上海的改造和振兴就可能被延缓，对国家和上海都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对此，应该有危机感和紧迫感。”
“大上海”警醒了。新年之际，市委会议室里，常委们几次咀嚼中央负责同志要求上海尽快发挥科技优势的重要指示，认真筹划如何像考虑物价、蔬菜问题那样“天天念这本经”。市府大楼里更加忙碌。主管科技的副市长接连召开11个座谈会，请科技界和企业界人士就科技导向献计献策；市科委几经研究，拟定出全面调动科技优势推进经济转轨的16项对策；其它一些委办也一改过去的“温吞水”作风，紧锣密鼓地酝酿支持科技面向经济的新方案。
沿袭多年的体制、政策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陈规陋习正在被清扫，重新设计的思路随之即来：
在352家地方科研单位逐步实行科技经营承包责任制，把技术经济效益、技术水平和科研后劲，与工资总额增长挂钩，“逼”其更主动走上经济建设的“梁山”；
把上海科学院改为不同于纯学院模式的智力集团，有效地组织中央在沪科研机构参与上海经济发展的各项开发研究，重点为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工业服务；
将100多家民办科研机构与个体工商户加以区别，放宽政策，热情扶植，使其迅速成为多种经济成分中的一种科技型企业；
兴办一批大型科技开发机构，以起点较高的新技术为龙头、技术成果能大批量生产为目标，组织科研、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一条龙”总体承包，联合开发；
运用经济手段促进企业大量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近综合承包的600余家全民所有制企业，合同里已经写进了技术进步的考核指标。
越是有危机感，越是有创新意识。捆绑科技人员手脚的绳索也开始得到解脱了。市人事局和科技干部局联合提出改革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体制的8个方面新构想，主题便是最大限度地发挥科技人员的睿智，使之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1000余家科研机构深感形势咄咄逼人，想方设法寻求发挥优势的最佳方式。上海毛麻研究所几次与国际羊毛组织商谈，准备在沪筹建国际毛衫设计中心，吸收世界最先进技术，为上海毛衫厂家提供最新设计，把产品推向海外。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科学技术的云帆，带给上海的，必将是经济跃升可期。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