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充生猪“锅边战”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吃肉养猪和改革

　　南充生猪“锅边战”
　　吴定友
类似这种生猪“锅边战”，其他一些地方也发生过，有些地方至今“战火”未息；假如再参考“羊毛大战”、“苎麻大战”、“鸡蛋大战”等等，从中总结一些经验教训，对于真正学会按价值规律办事，发展商品生产是大有好处的。
发生在商品生产中的那些“战乱”，也曾给某些农民带来过一时的“好处”，但回过头来细细算账，就会发现，它给大多数农民带来的并不是好处，而是亏本、甚至破产。因此，农民是害怕“战乱”的。有人说“战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要问：即便难以避免，能不能减少一点次数，缩短一点周期，尽量使农民少受一点损失呢？我们一天到晚号召农民发展商品生产，农民真的这样干了，领导机关又应如何组织、引导？南充县提供的是正面经验，其作法可供借鉴。
　——编　者
川北嘉陵江流域，有个幅员不大的小县——南充。这里99％的农户都会养猪。近几年，开放搞活的浪潮，却给养猪这项古老产业带来了新的“烦恼”：各路生意客纷至沓来，船载车运，明争暗夺，致使“子嗣兴旺”的生猪家族面临着后继乏猪的危险。市场活猪购价由每公斤1.3元上升到1.8元、2.4元。与南充县接壤的一些县市的个体户，利用夜色掩护，悄悄开车到南充县边缘乡村“铲锅边”。他们以当地个体屠工为内线，随车带去化肥、现钞，一旦成交，便以每公斤2.2元的优惠价付款。此外，每头还给价外补贴30元至93元。一批又一批肥猪的外流，引起了该县主管部门的警觉。为保证国家下达的调拨指标完成，一些县市在边缘地带以牙还牙，一场“锅边对垒战”爆发了。
“锅边战况”反馈到南充县委、县政府后，县级领导层深感不安。兔年的迎春鞭炮还在爆响，县委常委们便聚在会议室念起了“猪儿经”。县委副书记、县长黄柏林同志介绍了全县生猪发展现状：
1987年上级下达的以粮食换购生猪的指标为23.5万头，其中由国家直接调拨支援外地的18.2万头，因此，通过食品部门的主渠道投入本地鲜肉市场的仅有外调剩下的5.3万头，人均鲜肉2公斤。据推测，全县每年人均吃肉20公斤，需肥猪40余万头。肉从何来？只有依赖农贸市场。然而，由于“锅边战”的影响，一些农民纷纷把肥猪卖给外地商贩，这就使投入本地市场的鲜肉急剧下降，直接威
胁着全县的肉食供应。生猪供求失调的形势给县级
决策者们亮出了“黄牌”。
缓和矛盾，计从何出？
常委们见仁见智，各陈胸臆：有的认为要严加防范，堵住肥猪外流的漏洞；有的认为应主动出击，把“锅边战火”烧到更广的地带；也有的认为“堵”和“挖”均非良策，应另辟蹊径……
各种观点相持不下，县委书记青永秀一锤定音：“铲锅边”是剜肉补疮的权宜之计，不利于提高生产力，增加社会总财富；“堵漏洞”是闭关自守的愚昧之策，不利于开放、搞活，发展经济。只有大力发展生猪，增加社会总供给，才能根绝猪肉需求的局部争端，缓和供需紧张的矛盾。
随即，县委（87）1号文件面世，专门就大力发展生猪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措施，把养猪作为一项增收致富的骨干产业，并引入了集约化、专业化经营的机制。
县委，县政府着重帮助养猪户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
对养猪大户短缺资金的问题，除发动群众自力更生想办法外，由食品部门发放贴息预购定金，农行、信用社有计划地发放贷款解决；
对经济困难的大户，由乡、村、组担保为其赊销配合饲料，交售肥猪时付还；
肥猪挂钩粮差价或奖售粮食、饲料，由畜主自由选择，并允许抵交粮食合同订购任务。
同时，完善了发展生猪奖励措施，进一步放开了生猪购销政策：食品部门收购价格随行就市，采取与养猪重点户、专业户签订购销合同的办法，每头猪先付预购定金30元至40元，交售任务和付还定金按合同兑现，消除了群众怕变怕吃亏的忧虑，保证了主渠道的经营；取缔各种关卡，允许肥猪自由流通，欢迎外地商贩光顾，使生猪的商品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1987年，全县涌现了户均出肥猪10头以上的农户3564个，年出栏肥猪75万头，比1986年净增15万头，是1978年的3.5倍，母猪总头数突破了6万头，年产仔90万只，基本满足了生猪发展的需要。
1 987年，南充县共为国家提供商品猪肉3万多吨，解决了本地城乡人民吃肉问题，还按计划调拨了18万多头肥猪支援京、津、沪等省市。同时，他们吸引了外地各条渠道的经营者，外销肥猪10余万头。仅肥猪一项，农民就收入一个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