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说”轻“做”小议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重“说”轻“做”小议
　　东耳
有的洋人说，中国的儒学了不起，可以救治他们目前的社会问题。有的国人便也愈加肃然起敬。排着队去祭孔，是老花样，不稀奇；稀奇的是使儒学更为摩登。不过，我怀疑，说得如此这般好的，做起来是否真会好。譬如，说儒学重视人际关系，乍一听，有理。细一想，不觉出了一身冷汗。儒学讲的是“入则孝，出则悌”，“君使臣，臣事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鲁迅称之为“吃人”哲学。难道我们近几千年吃的苦头还不够？竟要把这一套重新引入社会生活？洋人说好，不妨请他们拿去用好了，我们何苦也来瞎起哄！
晋武帝司马炎登基时，抽签抽到了“一”。按习惯，这签预兆着王位一世而绝，是大触霉头的。但这事一到裴楷嘴里，就天花乱坠了：“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果然，言顺了，司马炎也就转忧为喜。东晋桓玄篡位后，御床微陷，也不是好兆头。但殷仲文说，那是因为“圣德渊重”，连大地都载不动了。言顺了，桓玄也深为得意。这种习气传下来，到了阿Q，更是成败勿论，只求嘴巴上占得便宜。
从阿Q至于今，又过了一个花甲子，但这种把说放在首位把做视为无关紧要，只求说得好听的脾气，仍未根本改观。同样到中国来做买卖，同样为利而来，如果哪一位能鞠躬如也，说上一堆动听的言词，我们对他的观感便大为不同，尽管他可能赚钱赚得更狠！
即使在一些小事上，也往往可以看出这种重名不重实，喜欢说得好听些的老脾气。与“先进”相对称的原来是“落后”，可后来悄悄换成了“后进”。那心理大概是以为“后进”虽然“后”，却仍在“进”，较之“落后”好听多了。又譬如，由于人口的急剧增长，生产发展得慢，又一再折腾，没有“业”的人就多了起来。于是又出了一个词，叫做“待业”。这“待业”的出现，大约也是因为它较“失业”来得好听。几年前，一位在地方政府任职的朋友曾一再开导我“待”与“失”的不同，以为“失”者，得而复失；“待”者，无而待有。照我想来，我们实在不必在这上面花费脑筋，要紧的是如何去做。这几年大力发展生产，搞活经济，“失”也罢“待”也罢的人不是少多了吗？！
名为实之宾。任何时候，做才是最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