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家国不是客〔报告文学〕——记全国政协委员胡应湘 [复制链接]

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身在家国不是客〔报告文学〕
　　——记全国政协委员胡应湘
　　袁厚春
1988年开门第二周，汕头市贵客临门——香港地产建设商会副会长、合和实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胡应湘先生到访。
胡先生今年52岁。据香港报纸元月四日公布，他掌握的资产达40亿港元，在富豪如云的香港居第12位（在华人资本中占第八位）。他又是一位才思独特的建筑师，其代表作——六十六层的“合和中心”大厦乃香港（也曾是亚洲）最高建筑物，曾以独特的造型和结构荣获国际建筑设计奥斯卡铜牌奖。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他是第一批到内地投资、也是迄今为止投资额最大的客商。由他担任总筹划、总设计和建设总经理的广州“中国大酒店”，是我国第一家完全由外商投资和管理的高级酒店，其建筑艺术、管理模式和服务质量，被国内外舆论界认为对中国的酒店业起了某种示范的作用；他与深圳市合作并亲自主持兴建的发电能力为70万千瓦的广东沙角火力发电厂B厂，在22个月内建成投产，创造了世界第一流的速度；十年来，他更以极大的热情和百折不挠的勇气，与广东省合作兴建着连接广州、深圳和珠海的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赵紫阳同志1981年第一次接见他时，就称赞他“有远见，有胆略”，谷牧同志说他是“有学问，有组织才能的勇敢的中国人”。
说起来，胡先生与汕头本来毫无关系。虽然，汕头（含所辖潮州市）是我国著名侨乡，在香港，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潮汕人，这五分之一里却不包括胡先生。他在汕头没有一分钱的投资，双方也从未有过合作的意向。他的访问，缘起于一次偶然的谈话。那是去年12月中旬，胡先生陪同广东省匡吉副省长赴联邦德国考察高速公路，同行的国土厅刘渊副厅长在一次闲谈中提起，他的家乡汕头亟待沟通港口南北的交通，是修一条海底隧道，还是造一座跨海大桥，议了几年，举棋难定……胡先生一听，兴致盎然，随口说：“噢？我倒想去看看。”
汕头人是好客的，何况是这样一位腰缠万贯而又关心汕头建设的贵客！于是，市政府一听到口信，当即发出了邀请。1月12日上午，胡先生一行抵达汕头，下午便驱车前往连接广（州）汕
（头）公路的轮渡码头。他说，香港有位朋友告诉他，不久前他来汕头的时候，汽车在轮渡码头上足足等候了三个多小时。
宾主一行乘坐一辆面包车，绕特区新建街道行驶一圈之后，便放低车速挤进了嘈杂的老市区。两厢建筑物的拥挤和旧房，令人想起汕头早年的繁荣，也展示着今日之落后。尽管随车的老资格警官不时探出头去，吆喝着扩展到路上的摊贩和游蛇一般穿行在车缝里的骑车人，汽车仍然像一个踩着石头过河的老妪，提心吊胆，一步一扭地前进。到达码头，已近下午四时了。
海风很大。码头的空气潮湿，阴冷，弥漫着刺鼻的油烟气息。一辆接一辆小汽车、卡车、货柜车和手扶拖拉机，正按照工作人员的指挥驶上渡轮，马达声震耳欲聋。胡先生打着手势，向迎候在这里的交通局负责同志简单问了问情况，之后说：“我们走一趟看看！”
“那就让面包车开上来，人坐在车上过吧”。
“不，车停在这儿，我们人上去就行了。”说着，胡先生径直走向渡轮中部，攀着笔陡的舷梯栏杆，爬上了三层楼高的驾驶台。
这里实在不是观赏风光的所在。一艘简陋的渡轮，一个普通的码头，一览无余。不消两分钟，寒风便打透我的毛衣，背凉如水。有人早躲到驾驶间去了。胡先生始终站在外面，不声不响地看着什么。海风恶作剧地舞弄着他那稀疏的头发，把他单薄的夹克衫和便裤吹得怪模怪样。我看见他脸色有些青白……
回到宾馆已是晚饭时分。
第二天上午，便是同汕头市当局会谈。会谈前我在电梯门口碰见了胡先生。他说：“昨天我们看过的轮渡码头塞车问题，其实很好解决……”于是，在我们从七楼下到一楼，又步行到隔壁大楼这十几分钟的路上，他有条有理地向我讲述了一个改造渡口的方案：
“像我们在码头上看见的那样，那么多车辆，上、下船基本上没耽误时间，工作人员的效率不低的。所以，问题不在组织、管理得不好，而是设备能力不够。现在的渡轮是平底单体船。我数了一下，大小车辆平均计算，每行可摆5辆，排成3行，一次只能使15辆车过渡。按现在公路上的车流量，这当然不够，塞车是必然的。这种船设计不合理，两端各设一个登陆跳板，占了很大重量和长度。如果把跳板设在码头上，船的长度和吨位不变，每条船每行至少可载6辆车。我们再把船改成双体船，即把两个尖底船之间用平台连接起来，这种船在水中阻力小，速度快，又可比现在的船宽出一辆车的位置；我们再把双体船做成两层的，这样，每层搭载24辆，两层就是48辆，比现在多两倍有余。你看，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
他见我有些疑惑，又补充说：“造这种船没什么难的，国内可以造，说不定汕头就能造。昨天我就看见旁边泊着一条双体船，像那样就行。”
想了想，我问：“胡先生，你估计这一套改造要花多少钱，多少时间？”
胡先生说：“因为一切都可以自己解决，无须进口，用不了多少钱。造三条船——两条值班一条备用，加上码头改造，600万元人民币就差不多了。如果抓得紧，半年或更短时间就可交付使用。这600万元，可以依照用之于民、取之于民的原则，收取使用费。比如，平均每辆车过渡一次收费5元——大车8元，小车3元，按现在每天的车流量计算，一年就可以收回成本……”
我难以置信地摇摇头：“就这么简单？”
“哎”，胡先生露出天真的得意神情，微笑道，“世界上有些事情看似复杂，一旦找到办法，却很简单。”
他饶有意味地等待着我的反应，我心里却一下涌上许多感慨，半天无话可说。我把昨天码头上的情景飞快地重映一遍，暗暗吃惊：在别人只看见船来船往寻常景象的地方，他的眼睛却像磁石一样捉住了一切有用的数据和细节。我不明白，这一套完备的连资金回收办法包括过渡费价码也未曾遗漏的方案，他是什么时候想出来的呢？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他不顾疲劳，主动提出要看渡口，在猎猎寒风中站立40分钟……就是为了这个？
宾主间的会谈开始了。主持会谈的特区管委会方克森副主任说：“我们先介绍一下本市计议中几个大的建设项目，胡先生如果对哪一个有兴趣，在座各位可以进一步提供资料。”方副主任左右，坐着一大排各部门或有关项目的负责人，其谨慎而严肃的神色，使会场具有外事活动中所常见的那种正正规规的气氛。
但是，这气氛很快就被胡先生的发言弄走了调儿。
要而言之，汕头市的经济起飞的翅膀正被两大绳索束缚着：其一是陆路交通不畅；其二是港口水道淤塞。如何解决这两大难题，又各有两种方案争执不下……胡先生正是冲着这两大难题来的，事前有所准备，并特地邀来了熟悉海底隧道、桥梁和港口工程的崔宁、艾礼德两位英国专家。主人的介绍言犹未尽，他已显得成竹在胸，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表达了自己的倾向。他的发言是雄辩的。这不仅因为他有世界各地解决类似问题的成例作为注脚，而且总能准确无误地从一个足有半张写字台大小的口袋里，抽出相应的图表、照片和数据，使他的论述富有科学的可靠性。他随身携带着彩色笔和常用绘图工具，说到哪里，手中的彩笔和比例尺就在地图上跟到哪里。我发现，他还有一手倒着写字的功夫，使坐在桌子对面的人看起来毫不费力。这大概是他多年来以发展商兼工程师的双重身份参加项目谈判所练就的素质。
会议桌上摆满了地图和图纸，茶杯和桔子，都成了他手中的模型。他不厌其烦地回答着人们的种种疑问，似乎他来到这里是专为提供咨询服务的。看得出来，他像早晨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渡口改造办法那样，此刻正为自己表述的方案所鼓舞。说完跨海大桥之后，他又特意向对方推荐他手中一本相当于世界桥梁大全的厚书，“既然你们眼前用得着，就送给你们吧！”当场把它交给了方副主任。说完深水码头的方案，他唯恐不够详尽，表示回去之后可以把自己的设想绘成草图寄来，算是他对汕头建设的一点贡献。
不知不觉，会谈已进行了3个多小时。在方副主任向胡先生等人表示谢意，就要宣布结束会谈时，胡先生截住话头说：“另外，昨天我看了轮渡码头之后，有一个想法，提供你们参考……”于是，他又讲述了早晨告诉我的轮渡改造方案。
美国一家杂志，封面上印着胡应湘头戴施工安全帽的肖像，他背后的中国广东连同香港的地图上，以粗大的彩虹似的箭头标画着高速公路的走向。乍看，那些箭头就像从他的脑袋里飞出去的一样。内文大标题是：《胡应湘的梦想》。如果编辑没有贬意，这“梦想”二字相当确切。他对中国四化建设的热心和执著，确有如梦如痴之概。
曾有记者问他：“你为什么要到中国投资？”他说：“因为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1978年，我国实行对外经济开放之初，他应邀到内地参观，亲眼看到党中央建设四化的坚定方针和开放政策深得人心，他很激动，回港后对记者说：“作为一个实业家，一个建筑师，我们在香港修了不少高楼大厦。但是修得再多、再高，也不能对祖国大陆的四化起多大作用。因此，我们决定把主要力量投入到国内建设上。”如果以为他的行动只是出于对故土的依恋和民族认同感情，未免简单了些。不，他的决定是以对现实和未来的清醒分析为根基的。他说过，香港人平均年收入是4000美元，而广东是400美元。这样大的悬殊，势必给回归祖国以后的香港造成不安定因素。唯一的办法是使国家首先是珠江三角洲尽快繁荣起来，缩小两者生活水平的差距。他把香港和中国的经济分别比作一条皮带连动的一只小轮子和一只大轮子。大轮子不动，小轮子是转不快的。而如果两只轮子一起转动，以小牵大，以大带小，这样一个经济实体就足以和世界任何一个强者竞争。因此，当香港社会几次因1997年以后的前途而波动不安的时候，胡应湘投资内地的决心始终坚定不移，而且主要投资在国家最急需而对发展商来说却是短期内无钱可赚的交通和能源两大项目上。
记得十年前他最初提出修建高速公路时，国内多数人只是置之一笑。高速公路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大可商榷；即使要修，也是10年20年以后考虑的事情。不妨说，这位投资者的事业是从引进高速公路的概念、建立中国的高速公路理论开始的。为此，他不惜出钱邀请国内多名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到美国、日本以及欧洲诸国参观、考察。十年间，他的合作者换了好几届，每一届新人接手，他差不多就要把陪同考察的动作重复一遍。有人统计，十年内他来往香港与广东之间达二百余次。为节省时间，他常常喜欢利用星期六和星期天，自己驾艇从香港直奔工地。高速公路第一期工程横穿珠江下游大小支流的每一个桥位，他都到过。途中，他挽起裤脚推过船，也搬着石头垫过路。他的豪华而宽敞的“胡公馆”里，有一间不过8平米的斗室，那是他专为下班以后，或许是深更半夜灵感忽来时绘图的需要而设的。新奇的构想初成之时，往往需要一个诉说的对象，家里只有太太，于是胡太太就不得不充当讨论的对手。哥哥嫂子从美国来港作客，餐桌上话不过三句，他又讲起桥来。嫂子说：“再住几天，我都成桥梁专家了！”
按照他的“梦想”，有了电，有了高速公路，整个珠江三角洲将“大放光明”，到那时，人们将看见它腾飞于亚洲！其实，在他的“梦想”里腾飞的何止一个珠江三角洲？他设想，“广深珠”高速公路网建成之后，应该向衡阳方向延伸，通过湘江水路与长江沟通，这样大半个中国的经济就可以经广东和香港直接通达国外，而省去绕道上海之累。他的脑子里装着整个中国的版图，也只有这样阔大的天地，才容得下他奔放的热情和宏伟计划。
1983年，他从报上得知贵州蕴藏着丰富的煤炭，却苦于运不出去，便要求到贵州考察。他想找到一条由北盘江和红水河，经西江而由珠江出海的办法。他在贵州和广西的大山里留下跋涉的足迹，也曾在飞机上卸掉舱门，俯瞰机翼下的山川。为了解决高山阻隔的难题，他又到联邦德国，亲自驾车上千公里，一路研究莱茵河和基尔运河上的铁驳船翻山越岭的经验，向国家贡献了详细的意见。此后，他又应邀专程到上海、杭州、舟山、沈阳、大连、福州、厦门和湄洲湾等地，切磋公路、港口和城市交通问题。他唯恐学识不够，有辱使命，几乎每次都重金聘请外国专家同往。回来之后，又仔细写成书面意见，绘成图纸，一并无偿献给当地政府和人民。笔者得见，仅一份《湄洲湾深水港视察报告书》，就有33页打印文字和40余幅图表和照片。
久而久之，这种“义务劳动”在他已成为习惯，甚而是一种压抑不住的兴趣。有一次，他同朋友从广州乘车去佛山，本来只有个把小时的路程，却在珠江桥头受阻两个半钟头。同行者骂声不绝，真正的“怨声载道”。这位“客商”倒像是负有责任似的，不声不响研究了一番。他发现桥上汽车道很窄，桥中心的铁路，每天只有几班车通过，大部分时间闲着。回来之后，他立即写信给一位副省长，建议在铁路上加铺木板，在无火车通过时供汽车使用，并绘出图纸一并寄上。经过争议，这意见终被采纳。结果所费无几，却等于增加了一道桥。
深圳市准备建造一座立交桥，以解决市区内火车与汽车争道问题。一切筹备就绪，只待动工。胡先生看到了，直言相谏，“这是个笨办法。一座立交桥只能解决一个口；全市公路与铁路相交的路口不止一个两个，如果都建立交桥，耗资巨大，占地也太多。不如把铁路架高两米，问题同样可以解决。”为了说服对方，他又决定本公司出钱邀请十多名国内专家，到日本参观了那里的高架路。经过一年争论，深圳市终于采用了这一方案。据估算，这一建议使国家节省了上亿元人民币。
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愉快的事情？至于他的“冒昧”是否会使什么人陷于难堪，高架铁路的通车庆典上是否提到过他的名字，他倒不甚留意。偶尔遇到伤心处，他也曾咏叹“是非只因多开口”的古训，然而一转眼便忘记了。下一次，他仍然忍不住“多说话”。
对汕头市两天的访问就要结束了。14日晚上，方副主任为胡先生一行饯行。不知为什么，我感到场面有点冷清。方副主任似有同感，因此首先说明，“市里几位领导因为有事脱不开，不能为胡先生和各位来宾饯行了，委托我代表他们，感谢胡先生的访问，并欢迎各位以后常来……”
胡先生好像并不介意什么。端起酒杯，他只说了一句：“给你们添了麻烦……”
是的，他看来很满足，很高兴。他带领七名助手和随员，背着图纸、书籍和食宿费，颠摇十五个小时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做这些事。汕头不是故乡，中国却是祖国。这里有难题，他找到了办法，贡献了意见，岂不令人愉快！谁说这里无利可图！他毕竟做了他感兴趣的事，做了他愿意做的事，这就是利益所在。
——我可以这样理解这位“资本家”吗？
1988年3月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