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很多美国人爱中国前就爱上中国了”——记秀兰·邓波儿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
专栏：

“我在很多美国人爱中国前就爱上中国了”
——记秀兰·邓波儿
张振华
人们认识和追慕一位影星，一般始自银幕。而我在见到秀兰·邓波儿之前，却从未看过她的电影，甚至不曾听说过她的名字。因为秀兰·邓波儿的影片30年代在中国上映时我尚未出世，而后40年，我也无缘看过她主演的影片。我只是从两位同访的老大姐丁一岚、黎体贤兴奋的回忆和欣喜的表情上，才意识到，我们将要见到的是一位曾给一代人留下了多么美好而长久记忆的电影艺术家。
那也是个春天，我们的访美日程剩下最后两站。我们登机飞往旧金山，等待我们的第一个项目便是与秀兰·邓波儿会面，并出席她为我们准备的晚宴。
陪同我们的美国朋友石泰克先生用一口漂亮中国话说：“我们18点到旧金山，晚宴19点开始，所以只能下了飞机直接赴宴去。”
车子驶离高速公路，转入一条花木扶疏的山间小路。不久出现了剪修齐整的花园……这一切告诉我们，这次会面地点——蔓萝乡村俱乐部到了。
我们走下汽车，心想着先去简单梳洗一下，免得失礼。但一进入大厅，一位中等身材、满头金发，有着一副端庄秀丽面庞的女士笑容可掬地迎上前来，热情地同大家握手寒暄。“她是谁，难道她就是秀兰·邓波儿？”一连串的自问，几乎同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50年前从银幕上看到过小秀兰的黎大姐眼睛为之一亮，连连地说：“就是她，就是她！”
一向稳健而老练的石泰克先生也被这突然的程序变动弄得措手不及，但他很快从自己头脑中的汉语词汇储存库里找到了一句成语：客随主便。最后他笑盈盈地走上前去握手致意，并轻轻地说：“现在该让客人们洗手去了吧？”一句话引得秀兰·邓波儿和我们都会意地笑了。
这一小小序幕，犹如戏剧大师神来之笔，产生了奇异的“戏剧效果”，它不仅使我们对秀兰·邓波儿对待中国人淳真、炽热感情的自然流露和那平易而不刻板的为人留下了强烈印象，而且一下子拉近了我们同这位举世闻名的影星的距离，使整个会面一开始就变得自然、轻松和亲切起来。
当我们进入客厅落座之后，秀兰·邓波儿说，她对大家能按照桌上的名签儿迅速找到自己的座位感到很高兴。原来她丈夫布莱克和女儿苏珊一起帮她筹办了这次晚宴，但对中国朋友的名签儿她却不让丈夫和女儿插手，由她亲自写的。大家都不由得重新端详起面前那小巧的硬纸卡来，而坐在她身旁的丁一岚随即请秀兰·邓波儿在名签儿的背面签上她的名字。
端庄地坐在我们面前的秀兰·邓波儿已是小“上校”、小“斯达”们祖母的年龄了，可看上去却像40多岁的样子，身着浅蓝色的连衣裙，显出一种不事雕琢的自然美。她同丁一岚只差一岁，这对异国姐妹并肩而坐，娓娓而谈，显得十分亲切。丁一岚代表大家对秀兰·邓波儿及其一家对我们的盛情款待表示感谢之后，又以一个当年的小观众身份对秀兰·邓波儿所创造的那些形象给中国的孩子们和大人们带来的欢乐和教益，表示倾慕和谢意。当然，从影尽管是秀兰·邓波儿一生中璀璨的篇章，但那毕竟是她童年时代的花朵，其后还有她更长的人生，更宝贵的追求、思考和探索。
60年代，秀兰·邓波儿步入政界、外交界，先后担任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和驻加纳大使，这使她要求自己从更开阔的视野和更深的层次上去观察和认识整个世界。她颇为自豪地说：“我在很多美国人爱中国之前就爱上中国了！之后在1967年，我就发表过同情和称赞中国的讲话，这对当时的许多美国人来说是并不理解的。”1967年，那正是中国动乱的年代，秀兰·邓波儿当时透过笼罩在中国大地上的迷雾，执著地关注着中国，并祝愿美中两大民族终有一天会越过大洋握起手来。这一天毕竟到来了，当中国天空的乌云终于散尽迎来振兴的春光，当中美建立了邦交，当1984年她与访美的赵紫阳总理两度聚晤，她的心里想的是：我寄予中国人民的冀望和挚爱是对的，值得的。看得出，她深深地为此而自豪。“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应当永远做朋友”。她用这句话对自己以往的信念划了个满意的句号，又对美中两大民族的长远的未来表达了新的祝愿。
一直坐在一旁微笑着倾听这席谈话的布莱克先生，终于不甘做配角了，他宣布他要向中国客人公布他同秀兰·邓波儿相爱的秘密：当时“我发现她爱中国，而我也是爱中国的。由于我们都爱中国，所以……”结论还未说出，——其实已经有了——女儿苏珊就笑了，我们也笑了，大家都笑了。
临别，丁一岚送给秀兰·邓波儿一幅峨眉山风景织锦轴画。她爱不释手，表示要把它挂在客厅里。并且说，她一定要去中国，亲眼看看那寄托着她许多童年梦幻的神奇的土地和那里的人们。她说她准备送一张自己的照片给丁一岚，隔天派人送到旅馆去。当石泰克先生说明天可顺道弯到她家去取时，她答应了，而我们则暗自高兴又可以在她家里同她再度见面。
秀兰·邓波儿的家，别墅式的建筑，花园、游泳池错落有致。出来迎接我们的秀兰·邓波儿换了装：一件以黄色为主调，近似大蝴蝶图案及半截宽松袖的连衣裙，一派非洲色彩。她对丁一岚说，这是她按照非洲妇女服装的风格，自己选料、设计的。我们步入客厅，在一旁的橱柜里，猛然看到那幅峨眉山风景画，还有非洲的木雕等手工艺品，整个房间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来自非洲大陆的气息。这一切使我感到，秀兰·邓波儿的爱不仅在中国，也留给了非洲；在她的心目中，“大使”即便不比“童星”更使她自豪，起码也使她同等地感到骄傲。
当半个世纪后中央电视台再次把秀兰·邓波儿的影片奉献给中国观众时，我在想：她当年创造的那些形象何以能如此打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难道仅仅因为那一头金色的卷发？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那对讨人喜欢的酒窝？或者小小年纪就能歌善舞？不，那些形象的疾恶如仇，对于一切穷人、老人或遇到种种不幸的人的同情心，以及蕴涵其间的真、善、美，才是这些形象的生命所在。但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到，从她童年时代所创造的银幕形象到后来现实生活中的自我形象，是那样和谐一致。这难道不足以使人们将那种对于影星的一般的倾慕之情升华出更多的钦敬和尊重吗！
（附图片）
左3为秀兰·邓波儿，左4右1为她的女儿和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