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悼潘菽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我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悼潘菽同志
周培源
3月26日上午，传来不幸的消息：深受九三学社社员尊敬和爱戴的潘菽同志在当日5时22分同我们永别了。听到这一噩耗，我惘然若失，不觉悲从中来。
潘老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走完了91个春秋。他一生经过了几个时代，历尽人间沧桑。在每个时代，他都紧紧地跟随历史前进。早在青年时代，潘老就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而且是因火烧赵家楼被捕的32名学生之一。九一八事变，他拍案而起，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这时，他的长兄、著名社会科学家、老共产党员潘梓年同志被捕入狱，在营救长兄的过程中，他开始接触到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条真理，好像在黑暗中看到北斗。老革命家潘汉年同志是他的堂弟。这位机智勇敢的党的地下工作者，每当路过南京、重庆时，都风尘仆仆地去看望堂兄潘菽同志。而任重庆新华日报社长时的潘梓年同志，则是潘菽同志与共产党保持密切接触的联系人。
在山城重庆的9年中，潘老从事各种形式的抗日民主爱国斗争。起初，他参加了郭沫若、钱俊瑞等同志发起的“中国学术研究会”，后来又同梁希、金善宝、涂长望、谢立惠、干铎、李士豪等同志发起组织以中央大学教授为主的“自然科学座谈会”。定期在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和八路军办事处经常邀请他们参加各种报告会、座谈会、联欢会。1945年秋，毛主席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时，接见了潘老等八位同志。潘老问毛主席：“现在国共谈判，共产党为什么一直让步？”他表示担忧。毛主席站了起来，一面向墙壁后退，一面说：“一步，一步。”背快靠近墙壁了，毛主席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有原则的。”毛主席形象而生动地阐述了当时的形势以及党的主张，给潘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潘老是九三学社的创始人之一。抗战胜利前夕，潘老和梁希、涂长望、金善宝等同志联系了竺可桢、李四光等100多位科技工作者，发起组织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为抗战胜利后新中国的建设作准备。潘老担任常务理事并主编会刊《科学新闻》。在此期间，他又同许德珩、梁希以及税西恒、黄国璋等同志发起另一个“民主科学座谈会”，口号是“民主团结，抗战到底”。潘老与重庆新华日报社有联系，经常带来一些共产党方面的观点和信息，启发大家思考问题，看清方向。这个座谈会成了扩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壮大民主运动的一个纽带。1945年9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正式投降，为了纪念这一伟大胜利日，同时也是为更广泛团结科技界人士，积极参加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斗争，“民主科学座谈会”进而改建为九三学社，潘老被选为中央理事。
他一旦了解中国共产党，便成为靠拢党追随党的忠诚战士。他奋不顾身地维护革命利益，坚持原则，坚持斗争。抗战前，一位中央大学心理系的学生因为发起组织“学生抗日救国会”而被捕，潘老亲自到南京卫戍司令部，以教授的身份及个人生命、财产担保，保释那位学生出狱。那位学生出狱后，又受到当局的刁难，不能毕业。潘老仗义执言，使其得以补考，完成毕业手续，奔赴革命根据地。又如，中国共产党在中央大学的建党工作得到他的大力支持，党支部成立的会议就是在他家召开的，以后也常在他家开支部会。中大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的一批进步书刊也是由他帮助秘密收藏的。他通过编辑专刊、撰写文章、参加集会，无情地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种种罪恶行径，在争和平、争民主、争自由的一次次斗争中，表现了一个民主斗士大无畏革命精神。
潘老一方面靠拢和追随共产党，另一方面坚决不为国民党反动派服务。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迁回南京。1948年，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民党当局的谋士们为挽救败局，鼓动士气，成立了“官兵心理委员会”，并邀集心理学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参加会议。潘老断然拒绝出席，也拒绝为《国防月刊》的《国防心理专号》写文章。潘老积极声援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他的名字被国民党当局列入了黑名单。1949年4月，党派人把他和梁希、涂长望同志秘密送往上海转赴香港，就在解放军胜利渡江的第二天，他们已顺利到达解放了的北平。
1958年起，潘老一直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领导九三学社工作。潘老具有高度的政治热情，渊博的文化知识。他对九三学社的工作极端负责，看文件，听汇报，提意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九三学社中央学习会，无论寒暑他总是争取到会，而且坚持到底。他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很有说服力，不一般化。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平易可亲，敦于友情，这些高风亮节都是众所称道的。
潘老是一位谦逊正直、忠诚淡泊的学者，也是我国老一辈知识分子中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崇高品格的典范。
在美国留学的六年中，他几乎不知道舒适为何物。因为官费为数不多，加以政府经常拖欠，他又希望延长学习年限，多学习一点，不得不节衣缩食。他和吴有训、蔡翘等五六位同学自己起伙，轮流做饭，并在学校食堂里做零工。他曾和蔡翘同志共租一间房，共睡一张床，甚至合盖一条被。取得博士学位后，他又到一家餐馆做工，以维持在芝加哥大学再学习一年的生活费用。他从美国回国时，仍然是素衣一套。直到现在他的衣着也很朴素，经常是一套普通的中山装。他的卧室兼书房里至今还用老辈留下的书桌和木椅。他不吸烟，不喝酒，饮食一般，在生活上没有什么享受。但他却把节余的钱，用在他认为必要的地方。在中央大学时，他经常拿自己的工资去资助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救国工作团”。1940年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期，他资助路费，使一些共产党员撤离重庆，安全转移。
潘老为革命事业和学术研究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永远为我们所称颂，他的优秀品德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们要学习潘老信仰并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1956年，年近60岁的潘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在《自传》中写道：“人生活在世界上好比一只船在大海中航行，最重要的是辨清前行的方向。回顾我一生走过的道路，虽然也曾迷失过方向，但所感欣慰的是，很快就认准了北斗，拨正了航向，并且最后终于找到了自己应有的归宿。”潘老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实践中，为发展心理学，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他一直主张我国心理学应该走我们自己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紧密联系我国的实际，以求尽快地建立起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我国心理学。
我们要学习潘老对学术工作的高度事业心和坚持不渝、知难而进的献身精神。十年动乱中，心理所被“砸烂”，心理学被诬蔑为“伪科学”，潘老本人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我国心理学面临灭顶之灾。70高龄的潘老，当时正患有心肌梗塞尚在全休疗养。抄家、批斗、劳改折磨他的生命几乎濒临于绝境。但是他坚信“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是砸不烂的，也是取消不了的！前途是光明的，大有希望的”。就在那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潘老靠着一个共产党员对科学事业的责任感和追求科学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坚定地拿起了笔，开始了《心理学简札》的写作，终于写下了50多万字的著作。
我们要学习潘老严肃认真的治学精神和平等待人的作风。他常要花许多时间一丝不苟地为别人审阅文稿，但他从不以权威自居。他曾为他的学生审稿并复信给这位学生说：“我的意见都只供你参考。如你觉得可取的，要考虑一番再予接受。如果觉得不妥当的，也要考虑一番再予以否定。如果有疑问的，可以通过思考作出自己的解答。如需要我帮助解答，可以把自己的解答寄给我并说明主要的疑问所在。”潘老就是这样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地指导后学。1980年，潘老因参加学术会议到了阔别多年的南京，顺便看望了许多老朋友，其中有干部、大学教授，还有为他当过炊事员的一位老工人。潘老夫妇对老工人问寒问暖，临别时还给老工人留下一些钱改善生活，并邀请来北京观光，在他家住了好久。潘老这种诚恳待人、平易近人的作风出于至诚，毫无半点虚假，凡是认识他的人无不深有感受。
潘老是我国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为我国心理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潘老的不平凡业绩，犹如积沙成塔，滴水成海，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他的逝世，使我国心理学界失去了一位学术权威，是九三学社的一个重大损失。哲人已萎，典范永存。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的十三大路线的指引下，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为祖国统一，振兴中华作出新的贡献。
尊敬的潘老同我们永别了！潘菽同志的业绩将永久铭记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