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清理我们的理论思想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认真清理我们的理论思想
黎澍
真理问题的讨论打破了理论思想长期僵化的状态，使人们开始摆脱个人迷信的纠缠，进入思想解放的境界。当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在这次讨论中起了很好的作用。人们希望报纸继续起这个作用，至少在学术问题上坚持党的百家争鸣政策。因为理论方面要做的工作很多，清理一些似是而非的思想观点是其中迫切的一项。必须认真清理，才能为新时期的理论建设打下切实的基础。不能再将错就错下去了。明知错误，还装没错，无非是为了给人以一贯正确的印象，这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我们本来不懂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毛泽东的名言。可以相信，这话完全是照他当年的直接观感摹写下来的，因此是非常真实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很少知道马克思主义，更不用说列宁主义了。那些知道马克思学说的人也说不上有什么了解，知道有此一说而已。十月革命的炮声给我们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并非马克思写在书本上的理论，而是一个可以称之为列宁主义的事实，一个起因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广泛宣传和实际活动而产生的使中国和世界大为震撼的胜利。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十月革命的炮声送来的，不是经过学习得来的。而且中国人接受这个主义又是如此之快，以致还来不及认真领会就立即开始行动，进入革命的实践。理论准备不足，不能不在战斗中学习。战斗中学习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与实际联系密切；缺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功不扎实。
马克思、恩格斯是德国人。列宁是俄国人。中国很少人能直接阅读他们的原著，又必须经过翻译。而经过翻译来学习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可靠的方法。首先翻译本身就有一个是否可靠的问题，据以立论就更成问题了。列宁有一篇题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短文，曾经长时期被当作文学批评的依据，反复加以征引。1982年忽由《红旗》杂志发表新译文，把“文学”字样，或改为“出版物”，或改为“写作”，有的地方仍保留了“文学”的译法，题目也改作《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然则据此所作的文学批评不是很成问题吗？又如资产阶级法权、爱国主义等等，也都是翻译未定，已经用滥了的词语。
但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经过翻译，而且要由我们用中国方式加以消化，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化为便于中国人领会的思想。例如，我们曾经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可以概括为“造反有理”。其实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不能这样概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在历史上，“造反”可以变更私有者，把财产从富人手里转移到穷人手里，使穷人变成富人，而并不改变私有制，当然更谈不上消灭了。可见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造反有理”有失原意。“造反”一词的习惯用法，也只是表现一种直觉的对抗情绪，很容易为野心家所利用，特别是加上“有理”二字，更易使一些直心肠的人受骗上当。
再如对立面的斗争可否理解为“一分为二”，对立面的统一可否理解为“合二为一”？这个问题争论了多年。依我之见，都与原义不符。对立面是两个相反的面，并不即是二。二可以是两个相反的东西，互相矛盾；也可以是两个相同的东西，并不矛盾。
除了翻译和理解问题以外，我们的理论界还有一个清理苏联理论思想影响的问题。苏联理论界在30至50年代曾经为中国理论界所推崇。特别是在50年代，苏联学者分别编写出哲学和经济学教科书，无论内容和体系都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学术思想。现在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观点经过教科书的改编，一方面体系化了，程式化了，另一方面也僵化了，有的甚至还走了样，唯物主义变成了唯心主义。而我们仍旧坚持说，这才是马克思主义。
所有上面所说的这些事实，都说明我们的理论观点有认真清理的必要。这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继续，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建设的基本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