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险电影的新高度——影片《最后的疯狂》观后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影视窗

惊险电影的新高度
——影片《最后的疯狂》观后
李庆宇
电影市场一直存在着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惊险电影拥有很大的观众面，经济效益自然调动起制片厂的热情；另一方面，电影工作者又大都对惊险片不屑一顾，反过来责怪中国的观众欣赏层次太低。其实，观众看惊险片也往往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艺术和接受者之间的这种反差说明：关键在于把观赏者甚众的惊险电影的质量提高，做到“曲高和众”。
西安电影制片厂的《最后的疯狂》一上映，使人对惊险电影不禁刮目相看。它叫好又叫座，在思想上艺术上都称得上一部上乘之作。如果说它标志着我国的惊险电影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也并非言重。
这部影片成功之处，与过去大量的平庸低劣之作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寓真实于浪漫之间，寓生活实情于理想化的情节和场景之间，寓严肃的道理于富于情趣的外壳之中，如此去反映公安战线的斗争生活，去表现公安干警同犯罪分子富于传奇色彩和英雄主义的斗争，使惊险性与真实性，娱乐性、观赏性与思想性、教育性达到了和谐统一。
虚假一直是惊险电影的一个致命伤。“真则精金美玉，伪则瓦砾粪土”，没有真实性，惊险性就失去了依托。真实感的幻灭，必然使惊险性落空，最后还是惊险片的贬值。“酌奇而不失其真”，方是正道。当然，真实并不是照搬生活的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最后的疯狂》在表现公安干警何磊追捕凶犯宋泽的斗争上，惊险而不失之虚伪，真实而不平庸乏味。一方面，宋泽铤而走险，困兽犹斗，一步步走上丧心病狂的犯罪道路；一方面何磊跟踪追击，为民除害，最终英勇献身，壮烈牺牲。环环相接，扣人心弦。
影片的真实又并非拘泥于现实生活的照搬和复制，熟悉我国公安工作的同志可以看出，影片里的一些侦破手段，某些场景，以至直升飞机的追捕等，都带有不少理想化的成份，在我国现实生活中是尚未实现的。但是，影片却用得恰到好处，有力地表现了我公安干警利用现代化手段同犯罪分子斗争，长我志气，灭敌威风，而且增强了影片的观赏性，使观众感到“够劲”。这启示我们，惊险片的真实性，并不是要匍匐于生活真实的脚下，而是需要更加发挥艺术的想象力，烛照现实的生活，放射出艺术的光芒。
惊险片属于“情节戏”之列，“散文化”的手法恐怕很难在惊险片中成功地运用。由于情节的加强，往往容易忽视人物的塑造。情节或许是曲折跌宕了，但人物却往往苍白无力。《最后的疯狂》在情节上围绕何磊追捕宋泽，扑朔迷离，险象环生，而在人物塑造上也注重了发掘人物的个性。在表现宋泽冷酷、凶残的亡命徒一面之外，也表现了他在泥坑中愈陷愈深的内心痛苦以及他对女友李晓华的温情。李晓华的刻画也不落俗套，她在矛盾中不能自拔，曾劝宋泽自首，而爱又最终蒙住了她的眼睛。公安干警何磊作为一名刑警，忠于职守，嫉恶如仇，但又有点傲气自负，列车上“卜卦”一场，机警中透出俏皮，这就使他最后与罪犯同归于尽越发显得震撼人心。影片对人物的精心刻画不仅限于几个主要角色，编导抓住列车车厢这个相对“浓缩”的社会空间，通过几位乘客向大社会伸出触角，那些乘客如电影演员凌波、走私贩子方杰、青年画家以及新婚夫妇也都各有各的性格。这不仅是塑造了更多的活灵活现的人物，而且扩充了影片的容量，增强了社会的道德的批判力量。
影片在情节结构的处理上
“封闭”中有“开放”，在情节主干之外穿插了何磊追捕强奸犯，查抄黄色录相点等，从更广阔的生活面上表现了公安干警的生活和斗争，在结构上也显得敢开敢阖，更加潇洒松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