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的追求与文化品格的强化——江苏部分青年作家小说创作特征浅探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个性的追求与文化品格的强化
——江苏部分青年作家小说创作特征浅探
费振钟
现在，从整体上描述这一群体的形象已经难于做到了。这不仅是因为江苏近年来青年创作队伍人数众多，不可能用同一尺度概括，而且比较起来，他们的创作不像有些地方曾经以共同的“宣言”显示群体的力量，而喧嚣，而崛起。他们从一开始便追寻着个体的目标，他们对文学的选择始终是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的。前推十年，如果说，李潮、徐乃建的小说当时代表着小说对现代生活和现代精神探索的潮头，那么其后赵本夫、周梅森、储福金、黄蓓佳、范小青等一批作家并未循着这样的路子前行，而是各在自己的生活领域、情感领域和艺术领域掘进。人们自动放弃了以“流派”衡量文学发展的准则，而转过来更多地关注每一个创作个体的文学创造现象的时候，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重新估价江苏青年小说创作的位置才有了可靠的依据，而不再要求他们“反思”了没有？他们是否有“探索性”的尖端之作？或者他们有没有集体行动去“寻根”？这里绝没有揶揄的意思，只在说明江苏青年作家并不重视那些所谓“群体”意识，他们有内在的支撑点，即打破群体的共向性，以自我的审美选择与追求构成群体内的个性竞争，个性的独立无疑成为这个群体内聚的力点之所在。
谈论他们具体创作中的个性化程度，可能比理论阐述更实在。周梅森、赵本夫、黄蓓佳、储福金，在江苏青年作家中成绩颇著，他们在各自的艺术领域里，或历史与生命的寻觅，或礼赞土地精神气韵的挖掘，或当代青年对人生的探求，或现实生活中世俗男女情感的梳理，显示了不同的个性魅力。关注和评价他们的言论已经很多，这里不必再述。而另外一批更年轻的作家像范小青、苏童、叶兆言等，似乎更应受到重视。范小青经营小说已有不少年头，从创作的数量上看，她写得不算苦，常常轻轻松松地就推出一批作品，但在个性的发展上，却显得相当苦涩。最初的格局偏于小巧，一味在她生活的苏州小院落里寻找一些零零碎碎的“主题”，而缺少对周围市民世界的深刻透视和把握。而且，叙述上的婉约和精致，只是某种外在的文学雕饰，江南文化环境的特质还没有真正地浸透和占有她笔下的人物。她的近作却大有进步。仅就长篇小说《裤裆巷风流记》看，已突破了她过去的创作格局，越过表层的社会主题的表现，透进了历史与现实交替着纠结着的生活内层，同时，在生活形象的叙述背后，作者主观精神的契入，开始在作品里显示了一个“范小青”的存在。这是她个性创造价值的第一次有力而饱满的展示。苏童的小说，有一种飘逸感。作为生命意象的故乡种种物体：桂花树、枫扬树、青石码头、河流，都被他安置在童话的辉煌境界里。然而，他确认这些意象，并找到自己的叙述态度和方式，也是近一两年才有的。苏童式的小说意味，仅仅为苏童所有，他没有模仿别人，自然别人也模仿不了他。叶兆言出手就不能让人小视，《死水》固然仅仅写一个“无聊”的大学生，颇有点“多余人”的味道，它却暗示了叶兆言式的对人生的破解。后来《悬挂的绿苹果》和《状元镜》各以迥异的色调出现，然而在叙述层面上所显现的艺术纯净度和“文人”气韵，同样袒露出叶兆言艺术理想和艺术思维方式，以及他的人生态度、精神追求。他的作品的平静和客观得拙朴的语调，使人感觉到那种对人生和世界的超然境界。但绝不是超脱现实。《死水》、《悬挂的绿苹果》那一份骚动不宁，《状元镜》对最现实、最世俗生活的沉入，都意味着作者人生视角的开阔——这些陈列式的简介，用意在指出江苏青年小说创作的群体特征：个性的自觉与追求，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异性，从人生态度、艺术思想到作品的叙述观念、模式、风格，各个方面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创作审美取向的多样。这对一个群体而论，唯其如此，它的存在才是有价值的。
如果把江苏青年作家的个性建设放在整个江苏文化环境中考察，显而易见在他们的独特性的另一面都有着一种文化背景的加入，这就使他们的独特性超出了“个人”的范畴，表现出相当明显的“集体性”的文化品格。换句话说，江苏青年作家个性的发展，不单是个人主观追求的结果，而且更主要是由于他们的文化品格的强化。这种强化，绝不意味着个性的沦失，而是意味着个性自我建设被一种文化环境和文化精神所认同，因此更具创造性意义。
比较能够代表江苏南部小说风格的是储福金与唐炳良。前者对女性描写的“温情主义”，反映出江南水乡的文化柔丽委婉的特质，在此他实现了自己的精神素质与吴越文化的重合；后者对女性描写（《情探》、《叠影》等）的“感伤主义”，与前者相比是同质而异构，不过唐炳良明显多了一些在古典戏曲艺术长期熏染下的吴越地区悲剧文化因素。女作家中，黄蓓佳多描写艺术领域的生活，那种突出的艺术文化特点，使她的作品有着雅文化的色泽；然而范小青数年来完全沉浸于俗文化生活中，也未尝不具有吴越文化的优雅。
归结起来，文化品格的形成有着多重因素的作用：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被制约着的作家文化心理，作品表现的特定的文化形态，以及作为特殊文化样式的文学艺术传统的影响等等。当我们说江苏青年作家文化品格的强化时，既包含了作家对自我文化心理的确认与超越，也包含了他们对江苏文学艺术传统的承继和反叛，同时更包含了他们在创作中文化意识的深化和文化主题的选择。然而，我们同时发现了问题的存在，也就是，江苏青年小说创作群体是否在具备了自己的文化品格以后，就意味着个性的最终胜利呢？回答是不能肯定的。因为事实上他们还不能拒绝文化惰性力的引诱，一种为江苏所特有的“中和”文化基因，始终悄悄地牵引住他们的手脚，使他们归顺于文学的温柔敦厚和名士风度。看来他们正面临着又一次抉择：从文化背景中彻底地解放自己的个性。这很难，但必需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