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隐可见的潮头——京广四所高校毕业生择业观念调查之一 [复制链接]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

隐隐可见的潮头
——京广四所高校毕业生择业观念调查之一
赵小兵 徐悦
社会激烈变革时期，中国人的各种观念在变动中重新组合。在校大学生面对社会变革的反映，较多地体现在他们择业的观念与表现上。我们在北京和广州两地，分别选择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4所高校，作了一次毕业生择业观念的采访调查。在社会上对高校毕业生“难分配、分配难”议论声中，隐隐看到了一种新的潮头。
潮头之一：到乡镇企业去
一个人的择业观念既受他个人价值观的支配，更是他所处时代社会环境的产物。
“现在我们毕业分配不由自主，也很难谈得上对职业的选择。”华南理工大学一位应届毕业生的抱怨自有他的道理。那么，那些择业自由度相对较大的毕业生——包括研究生、计划外分配的学生以及“双向选择”试点学校的毕业生——又如何利用这有限的自由呢？
不少毕业生称他们对填“毕业生分配志愿表”并不十分认真，但这一纸表格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择业观念的动态轮廓。比如，京广两地研究生的选择就有差异：北大、清华的研究生渴望留在京城一流科研单位、政府机关、大公司、大企业和高校；而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的研究生却更看重广东的外经、外贸部门和进出口公司、银行。这种差异实际又显示了其相同的一面：当有了较大的择业自由度时，多数人仍保持着传统体制下求稳的心态。
对我们这一判断，华工一位同志既表示首肯，又指出了一股志愿表上看不到的流向：现在华工相当数量的毕业生已有“低就”意向。在只占毕业生总数25％的计划外分配名额中，就有90多人去了广东省的一些乡镇企业。他们反馈回来的信息是：乡镇企业确实需要人才，去了就受重用，来去自由；个人收入高。但广东籍学生一般并不把去乡镇企业作第一选择，倒是外省学生为留广东而更多地踏上乡镇企业这块跳板。而颇有点“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味道是，这些沉到最基层的毕业生，几乎都找到了一块用武之地，随企业的飞速发展而成为企业的大梁。他们中有些人强调自主意识，打算到基层把情况摸熟，一旦羽翼渐丰，便可自己拉一伙人闯世界了。
潮头之二：“海南热”与“公司热”
在四所高校中，清华是唯一的毕业分配试点大学。负责毕业生分配工作的赵燕秦同志感到，该校毕业生中的“公司热”、“海南热”，可说是“雷声大，雨点小”，真去的人并不多，但对周围人的震动强度颇大。已经应聘将去海南的土木工程系朱东前同学说：“我是江苏人，完全有条件回南京，女朋友、家人也会皆大欢喜。海南的确艰苦，但那里有奔头，在开发建设中有20年干不完的事，这么大一块事业在那儿，我为什么不去？风险大，但机会却很多。”一些中外合资公司、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的民办科技实业，也是清华学生注目的热点之一。据说，相对简单的人际关系、干事业的奋斗气氛和高效率、高收入都是吸引毕业生的原因。
在几种潮头的背后
在部分有了择业自主权的毕业生中，为什么只有广东一些毕业生选择了集体和乡镇企业？为什么北京的毕业生更看中“海南”和“公司”？面对一批年轻人才的这种流向，面对社会上“捞钱去了”的微词，刚刚调到广州郊县某公司任职的中山大学前任团委书记夏纪康与清华大学化学系王旭同学的观点不谋而合：在国家发展与国际竞争中，社会的经济实力正靠诸多兴旺的民族实业所支撑。大学生“搞实业去”的流向必然会带来国家的昌盛。
显然，“舒适”、“轻松”与海南、乡镇企业无缘。实际上，冒着风险踏出这一步的毕业生是在利用这有限的自由度寻找更大的自由度。
四所大学主管分配的同志都认为，从风险中窥出机会并勇敢跨出一步的毕业生，往往综合素质较好，有强烈的责任感和自我实现意识。清华大学的一些毕业生说，很多想法他们都有过，而客观环境常常妨碍他们由思考转入行动。可以说，他们的困惑更大一些。
清华人的责任感与事业心之强是闻名全国的，但对外界现实的价值判断与事业心的结合点的寻找困扰着他们。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基层单位还不尽如人意，人才市场尚未出现。通过改革真正在基层企业中形成竞争机制，用内外的压力促其完善自身的用人制度，搭好吸引人才的舞台，大学生们自会登台一试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