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时期的心理困惑——京广四所高校毕业生择业观念调查之二 [复制链接]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

变革时期的心理困惑
——京广四所高校毕业生择业观念调查之二
徐悦 赵小兵
在旧体制下，上大学意味着多了一次重要的生活选择机会。大学生的希望与失望、喜悦与不安也常常集中在这个机会的把握上。而在变革时期，“很多毕业生既寄希望于改革，又不想失去改革前曾有的某些好处。”清华大学自动化系赵启柱同学的话，概括出当改革“改”到自己头上时，相当数量毕业生的一种矛盾，甚至略显脆弱的心理。困惑一：由优越感沉入焦虑
北大是国内各地高考状元的集粹之地，由此产生学生的优越感自不待言，而到毕业之际，竟也面临分配难的挑战，心理落差之大可想而知。北大一位文科研究生语气坚决地说：“大学也应分等级、分档次，入了好大学，就应有好工作，就应比别人享有更好的待遇。现在北大学生竟成了没庙的‘神’，有些专业还要靠国家统一分配来解决这个矛盾。”
北大物理系的学生可说是“尖子中的尖子”。研究生毕业自找工作，使“尖子”们在备尝求职艰辛的同时，又感慨地转述旁人对自己的不解：“瞧他们那惨样儿！”他们非常清楚：国家逐渐不包分配的政策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处在转折点的我们该怎么办？”将离校门，他们才真正发觉改革的不配套。这种茫然的心理和情绪往往传染很快，“这学咱别念了”，“读书苦、读书忙、读书有个啥用场”，又开始挂在一些学生的嘴边。北大团委的谭军认为：“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学生的心理承袭着很重的负担，这既需要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努力，也需政策来协调。否则，我们会在越来越多学生逐渐对国家、政治的淡漠中损失一大批可造之才。”
较高的学位既可产生优越感，也往往带来更多的焦虑。在采访中，我们感受到，学生中做学问、搞科研的气氛，北京比广州浓得多，然而在京广两地很多高学位的学生中，其焦虑带有共性。在中山大学，十几名博士生曾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博士怪圈”——现在能招博士生的专业大多为老专业，又面向大都已超编的大单位。为了维持博士点，学校一面拚命招生，一面又把分来的博士毕业生拒之门外，以免挤占自己有限的高级职务名额。这些博士生抱怨，工资只能勉强养活自己一人，科研费还不够仪器设备的电费。他们呼吁国家在一片“开发”声中要对基础研究有宏观规划、合理布点，要有扶植，不能连已有的优势都牺牲掉。否则，若干年后，国家发展后劲不足，将难以为继。
留校，这一曾令人羡慕的选择，如今“看跌”：广东籍学生很少有愿意留校的，外省学生留校也被老师叹为“飞鸽牌”——只要户口留在广东，瞅准机会就跳出学校。他们的热门专业已经很难留到优秀毕业生。“就因为反差太大了：同时毕业的同学，出了校门的，干得热火朝天，又不少挣钱。我们拿着可怜的薪水，委屈地窝在拥挤的宿舍里，那学问怎么做得下去？”据说，北大现在的留校名单也常动荡。对这股起于青苹之末的微风如不引起足够重视，高校中出现某种危机怕也是早晚的事。困惑二：
由自视甚高转为自我怀疑
我们的采访对象获得了比以前大得多的择业自由，同时也在失去“铁饭碗”的心理依托。不少毕业生把毕业分配时的“公平竞争”提得很响，但瞻念逐渐不包分配带来的自由竞争职业的前景，深为另一种不公正竞争而忧虑：在社会风气没有根本好转的情况下，“关系”、“后门”比竞争者自身的实力要强大得多。
多年来，我们的大学教育基本是“躲进小楼成一统”，与社会对望，彼此是“雾里看花”。大学毕业生既渴望进入社会一展身手，又对社会有种恐惧感，表现在毕业分配上，就是对可能失败的心理准备不足。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刘通同学透露，这种心理在理科学生中更明显。他们的书生气更重些，在供需见面招聘会上主动“进攻”的意识和语言表达都相对有欠缺。因为毕业分配去向难料，出于逃避心理，班上很多同学宁愿放弃一次与社会互相选择的机会而去考研究生。中山大学一位同志分析，恐惧感往往与自视甚高结伴。大学生自觉到单位应是个“人物”，但我国大学教育往往不提供很快进入工作角色所需的知识、技能，毕业生遇到实际问题只好抓瞎，自尊心也易受打击。
不过，“人海阔，无日不风波”是社会现实，在即将踏进这种现实的时候，华南理工大学哲学系的王占峰同学不无忧虑：“被同化比被压垮更可怕，我们将不得不具有多重人格，这是最痛苦的。”该校一名研究生觉得：“舆论常说大学生要去了解和适应社会，可前进中的社会对教育的认识也不是没有惯性的。像社会上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受欢迎的程度依次递增，这固然有我们教育培养人才的结构不合理等原因，也说明高层次的人才的作用尚未被社会认识。有名的万宝电器公司去年试着接收了我校6名研究生，受益颇大。今年早早打招呼：‘多多益善’。”在清华，我们也听说这样一件事：该校一博士毕业生刚进某工厂，便提出住房问题。厂方颇为不满，声称再也不要研究生了。可没过多久，这名博士一项技术革新使该厂扭亏为盈。厂领导便在大会上宣布对该博士重奖，内容之一就是改善这位博士的住房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