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似乎无解的“方程”——京广四所高校毕业生择业观念调查之三 [复制链接]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

一个似乎无解的“方程”
——京广四所高校毕业生择业观念调查之三
徐悦 赵小兵
清华大学试行“供需见面、双向选择”的毕业分配改革已经几年了。他们认为总的情况不错，矛盾比较突出的，主要是“地区问题”，或者说，主要是涉及大城市和边远地区的分配问题。其它三所院校的同志也都认为这个问题最为棘手。他们说，从国家利益考虑，毕业生不可能都留在大城市，就毕业生本人成长来讲，也应当是基层和最需人才的地方更有利。但现实社会环境的刺激以及从招生、分配到人事制度某些方面改革的不配套，使分配者与被分配者都为“地区问题”头疼不已，有人干脆说，这是一个无解的“方程”。
“方程”的一端：涌向大城市
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北京毕业生的视野往往集中在京城的单位，只要能留京，其它方面差点也可以将就。在他们看来，京城的其它好处姑且不论，仅从流动角度讲，户口在北京本身就是个资本，一个制高点。而广州有的学生更坦率：分配志愿表的个人志愿栏里，只赫然写着“广州、深圳、珠海”，那意思很清楚，只要能去这几个地方就行，至于专业对口等其它问题嘛，可以往后放一放，反正那里人才流动相对容易，去了再说。
在这个问题上，不少毕业生还受家庭“牵引力”的影响，负担较重。他们当初考上大学是为家里增光，毕业之际还要考虑为家长挣将来。华南理工大学一研究生毕业时被聘为家乡的乡镇企业副厂长，但家长反对，认为孩子读了那么多书，不留在大城市跑回家来，让人耻笑。还有一海南籍研究生非常想回海南大干一番事业，但女朋友的家在广州，海南与广州对他来说，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这种现实的考虑使他不得不改变初衷。
“方程”的另一端：逃避边远地区
边远落后地区的发展问题，将会随着东部及沿海地区的发展而显得更为突出。这一方面需国家宏观政策调节，另一方面也呼唤一代年轻的知识分子去艰苦努力，成为实施长远战略的拓荒者。但实际上，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每年回到边远地区的学生还是有限的。清华获准可以让它的毕业生去地处偏远的国家重点单位，等同于去边远地区。在广州，只要边远地区不主动要人，院校根据实际情况，也就地“消化”一批。至于分到边远落后省区，宁可泡着、耗着也不离开省会的学生亦不乏其人。而有的毕业生则干脆什么档案关系也不要，只身离开边远地区到广东去谋职。
在影响毕业生到边远地区去的诸因素中，边远地区自身的用人失误与用人政策的不完善也不容忽视。中山大学一博士研究生讲，边远地区的人才问题是个政策性强的极实际的问题。毕业生思想受到的影响，往往来自一些非常具体的事情。像人事部门的草率安置，一些干部不能容忍学生的新思想，有的使用单位的既不让走、又用不上的“软损耗”等，虽属个别现象，但反馈回的信息对毕业生情绪左右很大。华南理工大学一位来自银川的同学，利用假期搞了一个对比调查。他发现家乡的知识分子绝对数并不少，但在待遇、精神面貌等方面确有不如广东的知识分子之处。他认为，从宏观上看，边远地区人才奇缺，而在微观上，那些不缺人才的地方的问题是现有人才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方程”的解在哪里？
在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们把在校生列等分级，位居一等的是广州籍的学生，他们的择业余地最大。同样，在北京，择业自由度最大的学生是北京人。招生时已非成绩面前绝对人人平等，毕业分配时的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更严重。在这一点上，四校主管分配工作的同志都认为把竞争机制引入毕业分配势在必行。
清华的同志指出，现在社会上人才不流动，这无形中抽掉了衡量人才的一种标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中出现弊端就不可避免。对学生来说，一次分配定终身，他们心理负担能不重么？
另一方面，不应把毕业分配所涉及的所有社会压力都集中在高校肩上，而应让失灵了的社会调节部门动起来。比如边远地区的人才缺乏问题，还可以由大城市的对口支援等多种途径解决，全压在毕业分配上，恐非长久之计。同时，在分配政策上，还应上下沟通，寻找到更有吸引力的方法，仅靠“哪来哪去”的划一处理，不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从最根本上说，还是要给边远地区在人才流动、资金、资源的利用等方面以更宽泛的政策，形成一个真正吸引人才的环境和因此而出现的良性循环。
“要看清改革的环环扣扣，就得有超越自身利益的气度。”北大一位研究生的话，无论对处在择业关口的大学毕业生，还是对与之有关的方方面面，都是值得深长思之的。
看来，寻求解法的艰难过程，比单纯的结果所给予人们的东西要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