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海”者说 [复制链接]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

“下海”者说
本报记者 杨良化
深圳临海。不过，这儿要讲的，不是自然概念的海。
近一两年，科技界也冒出了一个“海”。科技人员走出科研所办公司，搞实业，也被称为“下海”。
来深圳“下海”的科技人员，下的至少是两重“海”。一般人从内地“宽松”的环境下决心跳进深圳这个商品经济激烈竞争的海洋里，已属不易。科技人员迈出高雅、平静的实验室，到深圳这地方来“弃研经商”、“捞世界”，尤为不易。但是，难归难，来归来，你到深圳大大小小的公司、企业里走走，听到的有北京话、上海话、四川话、东北话……至于那些名片上“工程师”、“研究员”牌子当当响的经理们，则多半来自内地的科研所。
这么多“下海”者云集深圳，必有它的道理。他们为何“下海”，“下海”之后又有什么新见地？他们对科技与经济结合中的“温差现象”做何评论？对加快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有什么切身的体会？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访了几位“下海”者。请您听听他们的说法——
张翼翼，高级工程师，深圳科技工业园的总经理。他大学读物理，50年代在民主德国当地质学研究生，搞过科研，当过外交官。1985年来深圳以前是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的负责人。他说：“我来深圳当‘老板’是组织委派，同时自己也想干一番事业。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想：我们多年形成的那种科研体制，经费靠‘皇粮’，水平看论文，成果通过鉴定了事，结果基础研究上不着天，应用研究下不着地，好像不食人间烟火，这与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差得太远了。
“但是要改变这种情况，也不容易。除了体制、政策以外，科技人员转变观念是个大问题。确实存在心理障碍。多年因袭下来的轻商思想，使人们‘宁可酸臭，不可铜臭’，自命清高，适应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一批有胆略的人当‘敢死队’，豁出来了，跳下海去闯，去开拓。
“中国人爱讲‘搞一番事业’，这事业是什么？个人名声？利益、仕途？都太小。还是应该有利国计民生。当代知识分子，特别是从事应用研究的科技人员，应该有为国分忧，为民致富的抱负，依我看，真正想搞一番事业的科技人员，与其大家挤在研究所里抢经费，等课题，消磨时光，不如有相当一部分人跳出来另辟蹊径。出来一部分‘下海’的，所里边也活了，自己也活了，于公于私都有利。”
谈到这儿，张翼翼面露喜色：“现在，要求来深圳科技工业园搞开发、办实业的科技人员越来越多了。不光是科学院的，其他各部科研单位的都有，还有大批的研究生、大学生，毕业前来信毛遂自荐。”
这是一位开拓者的见解。他正以全副精力献身于我国第一个科技工业园的建设。按他的说法，是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吸引国内外先进技术来此创办新技术产业，开发生产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下海”只是他在新的形势下开拓生涯的新的一步。
现在，请听另一位“下海”者的说法。
陈嘉彦，人称“膜博士”，深圳膜生公司经理。他1957年厦门大学毕业，80年代初到联邦德国当过两年访问学者，从事膜技术研究十余年，去年“下海”前是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所的副研究员。
他说：“在深圳我是个‘打工仔’。三年前我来这里参加一个研究项目，人家拉我留下来搞实业，我当时只有10％的热度，了解半个月后，热度涨到了49％。前后来深圳三次，一次比一次热度高，直到去年涨到99％，我才带着全家来‘下海’了。
“我下决心来深圳，是看到这儿有五大优点：一，自由度大，原来在所里办件小事也要层层请示，很多好想法在内部运转中被消耗掉了，现在可以发挥全部创造力；二，这儿实行鼓励科技人员办企业的优惠政策；三，靠近港澳，便于了解国际科研和市场信息；四，人员来自五湖四海，大家有创业精神，人事关系比较好处理，人员结构也比较合理；五，这里为科技人员工作、生活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收入高，住房也宽裕，过去要千方百计花时间省钱，现在可以花钱买时间，多干正事。
“当然，‘下海’也不是没有风险。多年来搞科研习惯于伸手向国家要钱，不习惯向银行贷款，尤其不会从用户口袋里掏钱。现在办公司，贷了款要还账，产品没有竞争力从市场上挣不回钱。这就逼着你拿出真正高水平的、社会需要的成果来。
“有人说我‘弃研经商’，其实不要轻视‘商’。只有通过商品生产，才能把科研价值转变为使用价值，创造社会经济效益，这样的‘商’，我们科技人员应该理直气壮地干。再说我也没有放弃科研，在深圳办事讲效率，杂事少，还不用为搞经费而花精力，我把反渗透膜分离技术用于生物工程，搞出了十几个应用方向。反正我是有信心的。”
“膜博士”的公司首先用膜技术制造乌龙茶浓缩液，年产100吨，全部销往日本。他还准备搞中草药、饮料和酶制剂的分离浓缩，产品也是“外向”。他说：“我的想法，给传统初级产品加上高技术，使它增值，既为国家创汇，也帮老百姓致富。”
再一位“下海”者，是位有多年管理经验的高级工程师。他叫陈庆道，深圳科深公司的顾问。此公1949年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在大连化物所工作38年，去年从副所长位子上退下来，到此献“余热”。他所献身的公司，是科学院在深圳开设的一个窗口，主要为各研究所的成果提供外向开发服务。
陈庆道“下海”一年，反观内地的科研工作，提炼出了几条颇有见地的看法。
他说：“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确定，向科研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要把多数研究人员从论文导向转变到市场导向的轨道上来。树立市场导向的观念，就必须在选题、立项前，先进行市场调查和可行性论证，选择那些效益高、市场有需求的项目首先予以支持。
“树立市场导向的观念，就意味着在科研成果外向开发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效益、速度、竞争、流通、信息等方面的因素。
“树立市场导向的观念，就要求我们不仅能依靠科技优势不断推出有竞争力的新产品，还要有高明的推销产品、开拓市场的本领，善于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竞争中抓住时机，把产品打出去。”
陈庆道特别强调，要造就一批科技企业家。他从实践中总结出，这些人应该具有科技背景，业务内行，还要懂管理，有市场观念和商业头脑，有政策法律观念。他说：“有眼光的研究所长，应该着意从中青年里发现、培养这样的人才。”
这里记述的，是三位有地位、有成就的“下海”者的话。其实，深圳的“下海”者，既有中老年，更有大量的青年。他们或投奔别人门下，或同人集资办企业，或个体注册开民办研究所。他们，也都有自己的甘苦，自己的收益，就记者接触所及，尽管情况不一，见解各异，但他们有一点感受是共同的，那就是：“下海”，天地广阔，任你纵横驰骋，虽艰辛其犹未悔。
深圳的“下海”者们，个个都很忙，人人充满了自信，虽然笔挺的西装冲掉了内地科研人员身上的寒酸气，却大多仍脱不掉一身书生气。与内地各科研单位常见的“书生”相比，他们并非学术水平都很高，也很难说是个个绝顶聪明，所不同的是，这些人的思想更活跃，观念更开放，魄力也更大一些。但就凭这一点，他们的“人生价值”和“潜能”似乎得到了更充分的表现。在科技面向国民经济的改革大潮面前，他们走到了前边。
至于谈到发展前景，一位前不久刚从内地来深圳办个体科研所的青年科技人员踌躇满志地说：“谁敢断言，我们中间将来就不可能出现中国的贝尔、王安呢？！”这话，也许能给“下海”者的自信心加上一个有力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