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整风学习和我们的编辑工作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文艺整风学习和我们的编辑工作
“人民文学”编辑部
编者按：“人民文学”是一个全国性的文学刊物。从创刊到现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它曾经发表过一些好作品，受到相当多的读者的欢迎；应该说，它是有一定的成绩的。但是它同时也刊载了一些具有错误思想倾向、违反毛泽东文艺方向的作品，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本报除发表过一些评论外，曾不断收到读者的来信，对那些作品和刊物的编辑工作，进行批评。在这次文艺整风学习中，“人民文学”编辑部检查了过去的工作，作出初步的检讨，这是必要的。我们认为除这篇检讨外，“人民文学”的编辑工作同志还应该对自己编发的错误作品，结合自己的文艺思想、编辑思想，进行比较详细的分析批判。此外我们认为“人民文学”过去对文学的普及工作是不够重视的，对这个重要的缺点也应该进行检讨和改正。
这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发起的文艺界整风学习对于我们文艺刊物的编辑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拥护这次学习，重视这次学习，并决心把这次学习当作总结我们过去的工作，确定我们的刊物的正确方向的一个起点。
文艺刊物是教育群众的有力的工具，文艺的编辑工作不是一种简单的技术工作，而首先是一种思想工作。如果一个编辑具有错误思想，他也便不可能带给读者以内容正确无误的读物，便难免把读者引入迷途。同样的，编者的思想如果是正确的，他如果能够掌握文艺运动的正确方向，便能够编辑方向正确的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刊物，便能够正确地教育读者，正确地把文艺运动推向前进。
什么是方向正确的文艺刊物，目前中国的文艺刊物应该是什么样的文艺刊物呢？
方向正确的文艺刊物，目前中国需要的文艺刊物，应该是毛泽东的文艺路线的忠实的实践者，应该是准确地实现工人阶级的文艺政策的有力的工具，它应该保证自己的一切工作都受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一分钟也不应离开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一分钟也不应该忘记以工人阶级思想来教育读者，以工人阶级的思想面貌来改造其他阶级的思想面貌；同时，这样的刊物必须经常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不断地倾听群众的意见，并且使刊物成为团结作家、帮助作家参加生活和进行写作的有力的工具；此外，这样的刊物还应该随时检查自己的工作，大胆地揭露和批评自己工作的缺点，以便改进自己的工作。
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过去“人民文学”的编辑工作，那么，应该说，过去“人民文学”的编辑工作是做得很不够，并且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错误和缺点的。
“人民文学”过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在创刊以来两年多期间，它发表了一些优秀的和较好的作品，这些作品，其中有一部分具有全国意义，和新中国其他优秀的作品一起，标志着近几年来新中国文学的思想和艺术的发展水平；“人民文学”拥有相当大的数量的读者和作者，而且这个数目是在逐渐发展，这表明这个刊物和群众有着一定的联系。“人民文学”的编辑部也曾经用了很大的力量去帮助作者修改稿件，对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创作计划提出改进的意见。但“人民文学”过去的工作却存在着一个根本缺点，这就是它没有实现坚定明确的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因而也未能完全贯彻毛泽东的文艺路线。还在一九四○年，毛泽东同志便曾经说过：“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受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所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新民主主义论”）但对于这点，在实际工作中证明我们的认识是不够明确，不够坚定，因而许多时候是被忘掉了的。而这点，正是“人民文学”的所以一直缺乏鲜明的色彩，缺乏明确的战斗目标，缺乏足够的思想性和战斗性，缺乏和群众足够的联系，缺乏足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的根本原因。
正因为我们在许多时候缺少坚定明确的工人阶级思想领导的观念，我们的编辑工作便不可能有鲜明的色彩，不可能有明确的战斗目标，不可能有很高的思想性和战斗性，我们便容易在思想上在实际工作上表现思想界限不清，便容易对于那些反动的错误的非工人阶级的思想失掉了警惕，失掉了辨别的能力，而让那些反动的、错误的、非工人阶级的思想在文学领域里自由存在，甚至侵蚀我们的刊物。应该承认的是，虽然我们参加一个全国性的指导刊物的工作，但过去，我们对于因为全国解放而带来的文艺思想斗争的复杂的形势和任务的认识是十分不够的。我们没有估计到，正是由于全国解放，许多未经改造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可能以他们的观点带到我们的文艺创作和文艺运动中来，并且实际上和工人阶级争夺对文艺的领导权；我们也没有估计到，一部分在老解放区实行过或坚持过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文艺工作者在新的环境下可能发生动摇。正是由于我们思想上的麻痹，加上我们本来思想上的缺点，便使得我们的刊物在两年多的过程中很少积极地组织和参加文艺的思想斗争，很少严肃认真地用工人阶级的思想去批判各种非工人阶级的思想。就像全国各方面对于“武训传”这样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的电影实行严正的热烈的批判的过程中，“人民文学”也只发表过一篇文章。这种对于文艺思想斗争的忽视，便使得这个全国性的指导刊物未能站在文艺思想战线的前列，未能完满地发挥它的战斗作用和指导作用，而且不但这样，我们的刊物还发表过不少思想错误的作品。这主要就是“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方纪），“改造”（秦兆阳），“我们夫妇之间”（萧也牧），“血战天门顶”（白刃），“老工人郭福山”（丁克辛）等等。所有这些作品，如读者和文艺界指出过的，表现了作者是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去观察生活和反映生活，因而歪曲了生活。但我们发表这些作品时，却未能发现这些作品所存在着的严重的问题，或者个别作品的问题被发现了（如“老工人郭福山”）也未能在编辑部内部展开严肃认真的讨论和论争，这便使得这些作品在我们负责编辑的刊物上出现，并且因此在群众中间造成各种程度的思想的混乱。
正因为我们在许多时候缺少坚定明确的工人阶级思想领导的观念，缺乏明确的战斗目标，因而“人民文学”在实际工作中和群众的联系也是不够明确的，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对于“人民文学”这个刊物的对象是谁，应该依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的。一个文学刊物，它不但应该是工人阶级的文艺政策的宣传者，同时还应该是国内文学创作和文学运动的组织者。但首先，“人民文学”和广大专业的文学工作者便缺乏广泛的经常的联系，对于他们在实际工作和文学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缺乏足够的了解和关心，很少在刊物上提出当前的问题来研究和讨论。这样，便不可能使所有的文学工作者团结在我们的周围，不可能使所有的文学工作者都把“人民文学”看成是自己的刊物。“人民文学”在编辑工作中虽然也用了很大的精力给作者和初学写作者提出意见和帮助他们修改原稿，虽然在刊物上用了大部分篇幅来发表青年作者以及初学写作者的作品，并且和这些作者有着或有过一定的联系，但是这种工作还不是系统的主动的有计划的，因而也就未能通过刊物，教育和培养出一批青年作家。其次，“人民文学”虽然也发表了一些直接来自工农的作品，但其数量还是很少的，经常性也是不够的。这样，便使得我们发表群众创作未能成为我们工作中的一个凸出的重要的方面。
正因为我们在许多时候缺少坚定明确的工人阶级思想领导的观念，没有明确的战斗目标，以及思想界限不清，因而，我们对于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对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认识也是不够的。关于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北京“人民日报”读者、“文艺报”以及文艺界许多同志都曾有过不少正确的批评，但我们却很少足够认真地考虑和勇敢地接受。像“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这样的作品，直到“人民日报”提出了公开尖锐的批评，并且上级领导机关建议我们转载这篇批评的时候，我们还在按语上说，我们发表这篇文章，“我们看稿时是疏忽了的”。对于“老工人郭福山”这样有严重的政治错误的作品，在别人已经公开批评以后，我们也同样地认为发表这样的作品只是一个“疏忽”。当然，对于我们的工作，我们也曾作过一些正式的检讨，例如第一卷终了第二卷开始时我们便发表了一篇题目是“改造我们的工作”的文章。但像这样的检讨是不深刻的，它对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的性质并未能作出适当的结论，对自己错误和缺点发生的原因也并未作任何具体深入的分析，只是笼统地说是“政治水平不高，业务钻研还很不够”。事实证明，这样的检讨并没有真正解决我们编辑工作中所存在着的问题。如大家所知道的，自从第二卷开始以后，新的错误的作品又接连在刊物上出现。而且，也正由于我们对自己错误的性质和发生错误的原因并未从根本上加以认识，以后我们对于别人的正确的批评也很少勇敢地接受，我们中间有许多工作人员（其中包括有的负责人员）对于批评有时甚至采取怀疑、轻视和抵抗的态度。当然，在我们中间，关于如何对待批评的问题，并不是没有争论的。但这种争论没有很好的开展，结果实际上是错误的意见占了上风。只是到了最近几个月以来，我们才开始认识到过去工作中的缺点的严重性，在编辑部内部开始比较勇敢和尖锐地批评这些缺点，并且准备总结我们自创刊以来的工作。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人民文学”编辑工作的缺点是比较严重的，这些缺点都带有根本的性质。这些缺点两年多的继续存在而并未能加以克服，便使我们的工作遭受很大的损失，使整个新中国的文学工作也遭受一定的损失。
这些错误和缺点是怎样产生的呢？
这些错误和缺点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在我们的编辑人员中，还存在着一些非工人阶级的思想，对于毛泽东的文艺路线，对于工人阶级的思想必须成为中国文学艺术工作的领导思想，没有足够的清楚坚定的认识。十分显然的，当我们决定发表那些思想错误的作品时，我们自己的思想和这些作品的思想，总是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有着或多或少共同的地方的。当然，我们还没有完全肃清漠视政治的态度，在这里也起着一定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过，在鉴别和批评文学作品时，必须“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但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还往往有着对这个原则的认识不清楚的表现，这就使得有些思想错误的作品，有可能在形式“生动”、“新鲜”的掩盖下在我们的刊物上出现。这对于我们是一个重大的教训。虽然我们编辑工作人员中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大多数都有过较长时间的革命生活的锻炼，并且有一部分还参加过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第一次文艺整风学习，但“人民文学”两年多以来工作上所发生的错误和缺点证明了我们的思想还没有得到彻底完全的改造，还需要再学习，需要一次像现在这样的文艺整风学习。
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的产生，也因为我们缺乏科学的严格的工作制度，也因为我们工作的严肃负责的精神不够，对于工作有着或多或少的自由主义的态度。在我们编辑部当中，由于缺乏严格的工作制度，便不可能从组织上杜绝错误和缺点的产生，也不可能使错误和缺点得到及时的纠正。事实上有少数思想错误的作品，也受到编辑部部分同志的怀疑和反对，但由于过去缺少共同研究和讨论每一期的稿子的制度，便使得这些同志的意见没有机会提出来研究和讨论。同样值得引为教训的是，在我们发表那些思想错误的作品时，我们用对于作者友情的关系来代替原则的关系在这里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在我们部分的编辑工作人员中，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有着个人的创作和编辑工作的矛盾，没有把编辑工作看成是自己第一位工作。这样，便容易造成工作中的不负责任的、粗心轻率的现象。特别是艾青同志，在他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这期间，对工作的责任心是很不够的，在许多时候，实际上表现了放弃领导的自由主义的态度。作为“人民文学”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共产党员的艾青同志，对“人民文学”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应该负主要的责任，其他编辑人员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的产生，还因为“人民文学”本身从创刊以来便缺少一个健全的名符其实的领导机构，还因为“人民文学”所属的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对“人民文学”的工作缺少必要的领导和检查。“人民文学”虽然也成立了一个编辑委员会，但两年多以来从未开过一次正式的会议，而且很久以来半数以上的编辑委员都不在刊物编辑出版所在地的北京，这样，便使得编委会形同虚设，而丧失了对于刊物的集体领导的作用。事实上，“人民文学”创刊以后很久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方针，编辑人员都只能本着发表“示范性的作品，指导性的理论”这样模糊的观念去工作，这种情形和“人民文学”领导的不健全是有密切关系的。“人民文学”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的机关刊物，但全国文协的全国委员会或常委会对“人民文学”的工作很少正式的指示，也很少进行过检查，这也使得“人民文学”在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未能及时地发现和纠正。
这次文艺整风学习对于我们是及时而必要的。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必须通过这次学习，改造我们的工作，使“人民文学”成为真正贯彻工人阶级思想领导和贯彻毛泽东的文艺路线的、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勇敢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也就是说，真正符合今天人民需要的文艺刊物。我们有决心做到这样，也必须做到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