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他主要的专业——记鞍山钢铁公司经理李华忠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企业家画廊

改革，是他主要的专业
——记鞍山钢铁公司经理李华忠
金艳芝
一个指挥着拥有40万职工的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的经理，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笔者最近怀着强烈的好奇心，采访了全国20名优秀企业家之一的鞍山钢铁公司经理李华忠。
他给人的印象是：身材魁梧，气宇轩昂，性格直率，办事果断，说话口气不小。且听他的开场白：“我访问过不少国家，从没发现有长两个脑袋的人。我们也长着一个脑袋，为什么不能赶上人家，超过人家呢？”
说到脑袋，倒有一段趣闻。一次，一位熟人问李华忠：“业余时间你都喜欢干什么？是看戏、看球、还是跳舞？”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最喜欢动脑筋！”的确，李华忠能在鞍钢走险而又取胜，多亏他那颗具有高效思维的头脑。
1986年1月，离开鞍钢4个年头的宝钢副指挥、第一副厂长李华忠重返鞍钢任经理。他受命于非常之际：一是鞍钢技术改造规划争论了10年，久议不决；二是实施现有规划，生产难免出现马鞍型，产量和效益都将下降；三是干群关系紧张，职工精神不振。头三脚怎么踢？人们拭目以待。
李华忠出人意外地选择最棘手的问题，作为他的敲门石。他发现干群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人对干部拿“系数奖”有意见。于是，他在这年长工资时采取了先基层后领导的做法。该轮到领导的时候，他和党委书记张羽突然宣布不长工资了。他还动员8个厂的干部提出倡议，取消干部的“系数奖”。李华忠心里清楚，这两种做法并不完全公正，但是，这样做却换得了发言权，为今后创造更科学的分配形式赢得了机会。李华忠提出了一条“认识负荷度”理论，即新事物与人们认识水平之间的差距有一个最大值，如果超过了这个最大值，人们就会产生逆反心理。领导的高明不仅在于具有超前认识，更在于讲究领导艺术，增强群众对超前认识的承受力。
李华忠16岁当钳工学徒，他了解工人、尊重工人，善于用工人的语言同工人交谈。譬如公司的安全目标要求事故为零，工人们认为不可能做到。李华忠说：“如果我转问你们能不能保证自己不死，我想你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既然你们每个人都可以说保证自己不死，领导说全公司不死一个职工算不算胡说八道呢？”李华忠主张企业的大事要多让工人民主讨论，但一旦决定，执行时没有民主可言，没有主人公仆之分。他允许有分歧，提倡争论，但不能影响工作，更不能影响团结。团结出了问题时，如果追究责任的话也要追究有理的一方，因为有理的人更懂道理，更应该明白如何团结别人。
李华忠说：“国外办企业讲究两个轮子：技术和管理。我要再加一个轮子，也可以叫‘导向轮’，那就是思想工作。”正是靠着这个“导向轮”，鞍钢的新领导和全体鞍钢人一起，很快建立起“创新、求实、拚争、奉献”的鞍钢精神，使鞍钢跨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如果把目标提到有可能达到的最高极限，必然要冒很大的风险。李华忠重返鞍钢的两年里，风险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脚下。他上任后不久，就遇到了11号高炉连续5个小时只加矿石未加焦炭的罕见事故，这意味着每天减少3500吨铁的产量。多数人、包括专家们力主扒炉子，这至少要停产几个月，李华忠果断地支持了少数人的方案：通过送风逐渐抢救。经过4天努力，高炉抢救过来了。如果结果是相反的，很有可能追究李华忠的刑事责任。
要敢冒风险、更要尊重科学。在讨论技术改造规划前，李华忠先用两个月的时间组织制订了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原则和决策程序，总的精神是不停产、不减产，每年要有新发展。他们终于确定了改造老区——扩建新区——再改造老区——再扩建新区的发展战略，争取1990年形成1000万吨钢、本世纪末形成1500万吨钢的综合生产能力。
李华忠大胆地提出了不用国家投资，靠企业自我积累和负债经营的方式进行重大技术改造和扩建项目的方案，这一方案在实施中收到明显效果，他还根据总投入与资金和时间成正比的原理，对设计、施工、设备供应、生产单位实行“四位一体”总承包，通过效益分成，调动各方少投入早产出的积极性。结果，50万吨线材工程他们仅用了13个月，而国际经验工期是33个月。
李华忠还提出了“整体效益”理论。他和领导班子的成员一道，总结出鞍钢的六大优势，制定了“发展主体，壮大两翼”的T型经营战略，即：发展钢铁的同时，充分挖掘机电和制造成套冶金设备的潜力和发展附属集体企业，把鞍钢的人才、技术、科研成果、设备和剩余加工力量尽可能向外辐射。两年来鞍钢仅横向联合，就创效益2.3亿元。不久前，鞍钢公司同国家实行了总承包，鞍钢在连续四年利润递增10％的高基数上，还要克服四、五亿元减利因素，才能完成1988年的承包目标。尽管如此，李华忠和他的同事们把承包当作新的起点。
熟悉李华忠的人都有一个感觉：他不仅对鞍钢的生产、经营、技术、管理、思想工作有真知灼见，而且，仿佛对一切事物都有浓厚的兴趣。他总是不停地思索，不停地算，他同同事们一道，算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总结出了一整套行得通、叫得响的理论。他在宝钢时，几个教授听了他的谈话之后曾私下打听他是学什么专业的，且听他的回答：“我认为搞社会主义建设，每个人都有发明权，任何有关改革的政策都是人制定的。我也是一个人，如果我对了，就有可能成为新政策的新内容，这就是我干一切事，想一切事的精神支柱！”显然，改革是他最主要的专业。（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