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我的资产阶级思想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清算我的资产阶级思想
山西省人民政府交通局局长　霍清林检讨 赵文正整理
我在进城以后，由于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犯了很多错误，发生了很大的贪污浪费事件，国家资财受了三十二亿七千四百二十七万元的巨大损失——等于两架战斗机的价值。这对人民事业的损害实在是太大了！
我生长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中。十五岁就参加了革命。在党的培养下，我的作风一直是艰苦的。在刚进太原的时候，一条盖了五、六年的粗布被子，我总舍不得扔掉它。在十来年的战争环境里，夏天没有穿过袜子，总是穿一双毛毛底鞋。那时，我对资产阶级的生活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当我刚进城时，职工群众对我的印象很好。他们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朴素的局长。”他们经常和我接近。可是在进城以后不久，我的衣服变了，我的思想作风也有些变了。工人说我变了样子，和我接近的也少了。我虽然还没有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但已接近了这个边沿。如果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再迟一年进行，我的前途将是很危险的。那么，我为什么变得这样快呢？我是怎样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和影响的呢？
刚进城时，我有这样两种心情：一种是以胜利者自居；一种是觉得自己革命十多年，又是工人出身，什么也不在乎。因为在思想上失掉了警惕性，失去了无产阶级的战斗精神，就滋长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变成了资产阶级“糖弹”射击的靶子。我赞成下面的同志开展思想斗争，但不愿意同志们批评我，更不欢迎同志们对我提出反对意见。总认为自己比别人高明。这就关闭了前进的大门，蒙蔽了自己的眼睛。
与此同时，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也发展了。我从参加工作一直到一九四九年进城后，从没有回家一次。进城那年，父母来看过我。从那以后，我想起了小时父母受苦的情况，就产生了照顾家庭的心理。我哥哥在太原市当铁匠。我刚进城时，他见我生活艰苦，曾给我钱花。一九五零年，他因为没有原料要停工，来交通局找我，我就给了他些方便，介绍他买了局里的一万七千六百五十斤铁架子。一九五一年又介绍他买了交通工厂（属交通局管辖）的一辆胶轮车。这种损公利己的行为，给党和政府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
在工作和学习上，由于我没有充分认识到新环境下的重大任务，就没有积极学习业务，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政策水平。交通局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是留用人员。但对干部政策我却没有很好地研究过一次。直到去年“审干”后，我对干部政策的认识才比较明确了。交通局的业务很复杂，有很多问题牵连到和私商的关系。在这方面也没有进行过认真的研究。认为自己工作了十多年，不会出大漏子，但结果也犯了错误。
由于我背上了居功自傲的包袱，自由放任，因而逐渐沾染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改变了原来的艰苦朴素的作风。我在这方面的改变，是从爱人问题上开始的。进太原以前，我是有爱人的。但因为她的文化水平低，又爱挑眼，所以结婚不久，两人的感情就不太好。但因为当时是在老解放区，和她离婚的心思还不太强烈。进入太原以后，看到城市里的花花绿绿，又看到许多又漂亮、又有文化的妇女，便下定了离婚的决心。结果重找了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女子（大学生）。因为自己极力地追求她，就采取了迁就逢迎的态度，改变了自己一贯保持着的艰苦朴素作风。在衣食上是越来越讲究了，在经济开支上是越来越“大方”了。有时也感到花钱太多了，但怕和爱人闹坏了感情，也就勉强迁就。特别是有一次她要花八十多万元给我买一身西式制服，引起了我思想上的斗争。一个工人出身的老干部，那里花过这么多钱来买一身衣服呢？心里不高兴，但又不敢反对。这样天长日久，就对这样的事情习以为常了。以致在一九五○年七月时，她为吃冰激凌打了店员，受到人民政府的批评时，我还怜悯她，派秘书到公安局去为她讲情。自己既然不能改造她，而在人民政府教育她时，我还不表示欢迎，这就在思想情绪上脱离了工人阶级的本队，而不知不觉地陷入了资产阶级的泥坑。
一九四九年以后，我更感到一个局长骑自行车有点“丢人”，便不断地坐汽车。一九五一年时，坐着局里的小汽车也不舒服了，认为这些汽车都是旧式的，便想着买个漂亮的新式小卧车（因太贵没有买）。在一九四九年开干部会时，自己还看不惯那种铺张浪费的大会餐。但一九五○年以后，就感到不会餐是小气的表现了。到了一九五一年，不但每次开会都要会餐，而且大小事都要会餐，认为不会餐就不足以说明事情的重要。因此，机关的开支一年比一年大。一九四九年的开支没有达到预算，一九五○年就超过了预算二千万元，到一九五一年就超过了九千万元。
在思想上是闹“阔气”、“排场”，在工作上是不深入下层，于是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就越来越严重。在进城的初期，我经常参加工人的会议，征求工人的意见。但后来感到这太琐碎，没有个大机关的派头。于是在一九五○年便开始制订大而无当的各种制度，一共制订了十来种，订成一个有四十多页的本子，向下推行，一连闹了三、四个月，结果行不通。但是，自己并没有从这里得到教训，以后，就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看公文，签名、盖章。这一来就和群众隔离了，只是偏听偏信了。例如一九五○年出卖的呆旧铁料，只是在会议上作了个决定，就任凭宋剑、赵以儒等贪污分子去随便出卖，从未检查过一次。结果就使贪污分子和私商勾结起来，盗卖了我们的好电滚子和电瓶等。一次，贪污分子宋剑问我酒精坏了是不是可以出卖，我也就马马虎虎地答应他可以出卖，一点也没想到这是他们在耍手腕。因为我已经不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去观察他们，而是从单纯技术观点出发，肯定他们是好干部，认为他们能说、能写、精干，可以听信。所以在一年多的时间中，就把宋剑提拔成科长，还打算提拔他当副处长。因为对于贪污分子失掉警惕，也就使罪大恶极的贪污分子张韵波逃跑了。
这种资产阶级思想，表现在经营方法上是唯利是图，没有国家观念。我们出卖废铁时，当时卖给钢铁厂是每斤铁八两米，卖给私商是十二两。我就决定卖给私商。贪污分子宋剑说买木板可以赚钱，我就同意了他的意见。结果，破坏了国家的财政制度。另外，分配给业务处一年上缴七十万斤米的任务，也完全是从追求利润出发的。
在进城以后，我没有经得起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在“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因而造成了国家财产的巨大损失。这是我的极大错误。我诚恳地接受上级对我的处分。可是，我决不因在资产阶级进攻的面前打了败仗而灰心！在党的正确的领导下，我一定要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彻底清算自己，拿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重新开始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