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过中年想什么？——一份非正式的调查报告 [复制链接]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

人过中年想什么？
——一份非正式的调查报告
展凡
近几年，我去各地讲学、开会，曾同北大、南开、北师大、华东师大、中国社科院等16个单位37名50岁以上有高级职称的同行座谈、聊天。因为相知多年，大家都讲了心里话。
“命途多舛，丹心一片”
我们这些过中年未到老年的知识分子，在建国前后大多是20岁不到的青年。我们热爱真理，追求光明，向往革命，有事业心，是建国初期参加工作的第一批大学生。如果当时一直有现在这样的政治环境，本可以适时地发挥自己的才识，把青春献给祖国的建设事业。不幸的是，从青年到中年，整整20多年，我们一直是大小运动的对象；我们在灵与肉上所受到的折磨深重；我们的生命几乎有一半是在无休止的大小政治运动中作为“运动员”度过的。所以，我们戏谑自己是只活了半代的人（简称“半代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政治生命复苏，我们的事业心重振。虽说不堪回首话当年，但感慨之余，从无怨艾之情；面对满目“疮痍”，而信念弥坚。
“命途多舛，丹心一片。时不我予，鞠躬尽瘁。”这就是我们心境之写照。
工作、生活“两头沉”
先说工作负荷重。老一辈知识分子受制于自然法则，多数人已上不了讲台，站不了实验室，跑不了图书馆，带不了研究生。因此，我们这“半代人”既要讲课、搞科研，又要带硕士、博士研究生，有的还要兼任行政职务，工作之重，难以言状。
再说生活困难多。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多是建国初期定下来的，相对而言，工资比较高，住房也较宽敞，不存在因子女升学、就业而苦恼的问题，现在又赶上好日子，所以生活上一般没有什么困难。我们这“半代人”则大不相同。当年参加工作时，工资起点低，后来又遇上工资调整冻结，二三十年来，拖家带口，上有老，下有小，一直过着绷绷紧的日子。住房困难，四五口之家，一般只有30平方米左右。我们这种年龄的人，都有儿女升学、就业等问题，而且都不容易解决，耗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心情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惆怅。
“人过中年”的这种“两头沉”的处境，有关方面却关注不够。
“中青年时不用，过了中年嫌老”
我们这“半代人”在中青年的时候，是改造的主要对象，一直在“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大都没被很好使用。春回大地，中年知识分子是落实政策的重点，老一辈知识分子是统战工作的重点对象，而“人过中年”的知识分子却鲜为人所关注，积极性怎能不受到挫伤？这表现在：提干、评职称、出国进修、评选先进等，都有年龄框框，中青年处于优势地位；政协、学会等组织，都以老一辈知识分子为照顾对象。从培养人才的战略观点来看，重视对中青年的培养，这是不难理解的；对资深望重的老一辈知识分子给予妥善安排，也是必要的。但“人过中年”的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肩负着中、老两代人所不能替代的重担，其社会价值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估，几乎被遗忘似的，处于“使用嫌老，退休尚早”的地位，这就难免令人有“生不逢时”之感慨。其实，我们的年龄正处于智力发展的第二黄金时期（50—60岁），为什么不可以创造一个老、中、青各得其所的局面呢？
“也许是奢望，我们要时间”
我们现在最迫切的需要是时间。我们失去了整整20多年的时间，而留给我们可用的有效时间只有8年—10年。对我们来说，时间的确就是生命。希望能根据科研和教学工作的需要，给我们配备短期助手，以节省耗费在科研后勤工作上的时间和精力，并且规定“学术假”，以便集中时间和精力用于著述，把人民给的知识早日还给人民，免得无效地带进棺材里去。
我们这“半代人”，说老实话，对今天的处境的确有些想法，但自知重任在身，尚能以大局为重，常以“白头未敢偷闲，只因吐丝未了”自勉！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南开大学校长联络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