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缺之作——读《赋史》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补缺之作
——读《赋史》
周小立
上海古籍出版社不久前出版的马积高先生的《赋史》，可谓我国专体文学史的补缺之作。
如果溯源，专体文学史肇始于梁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其中“辨骚”、“声诗”、“乐府”、“诠赋”等篇分别对各种文学体裁释概念，叙流变，品作家，论得失。现代研究者对专体文学史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各种文体都早有了专史，诗史更是卷帙浩繁，且不断在出现新作，却唯独没有赋的专门史。
“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这大概一直是人们对赋的基本认识。从这个认识出发，当然只有汉代辞赋才是最典型的赋，汉代自然是赋发展的高峰；而且“除却巫山不是云”，在文学史中，汉以后除六朝抒情小赋还多少被论及外，基本上是无赋了。
《赋史》首先就在这个认识上有很大的突破。作者用发展的眼光来考察赋，摒弃将比较缺乏形象性的汉大赋作为赋的模式的传统观念，从而大大拓展了视野。书中远溯其源：由楚歌演变出骚体赋，由诸子问答体和游士说辞演变成文赋，由诗三百演变成诗体赋。又细寻其流，以前一直不被人注意的六朝以后的赋全部进入其考察范围，骈赋、律赋、新文赋、俗赋等都客观地给予评价，历代赋家都给予应有的注意，书中以专节论述的赋家就有100多个，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的赋是不曾被提起过的。由此，作者终于发现并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其实唐赋不仅数量之多超过前此任何一代（现存一千余篇），即就思想性和艺术性来说，也超过前此任何一代。”汉赋是第一个高峰，但魏晋六朝抒情讽刺小赋超过了它，而唐赋则是最高峰，宋以降，仍有变化，且多佳作，但新东西渐少，至鸦片战争以后，趋于衰微。这是一个创新之说，也是迄今为止对赋的发展流变作出的最清晰的勾画。
支持这一创新之论的是作者对柳宗元在赋史上地位的高度评价。以前，奠定柳宗元在文学史上地位的是其散文和诗的杰出成就，其赋则很少被人注意，《赋史》第一次从赋的角度给予评价，认为柳宗元的《骂尸虫文》、《起废答》、《乞巧文》等讽刺小赋，其构想之奇特，文笔之犀利，绝不下于他的著名杂文《三诫》。《赋史》中，此类不囿陈见之论时时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