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长城的联想——读山西作家李锐小说集《厚土》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巍巍长城的联想
——读山西作家李锐小说集《厚土》
李国文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的人口大迁徙，或因饥馑，或因战祸，或因屯田戍边，或因皇帝老儿一时高兴，于是乎便有众多如蚂蚁搬家的老百姓，背井离乡，奔赴前景渺茫的异土他乡。
汉民族实在了不起，我们可以说出100种足以鄙夷的理由，但谁都不能不承认这个民族生存能力的伟大，只要有一抔土，一瓢水，就能够活下去，而且足够活得自在，这是使洋人和高等华人惊叹的。也许正由于这许多次的人口大迁徙，造就了今天的中国。如果有兴趣查阅一些资料，那已经消亡的民族，和目前仍存在但已经衰弱的民族，他们消亡和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受到自然的，社会的，或民族性格的影响。习惯生存在一个固定的、局限的空间里，从而缺乏向外界去开拓新疆域的动力，才酿成如许悲剧。所以，从宏观角度考察，这种人口大迁徙，有助于人类的成长，民族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融。但对于被迁徙者本人（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迁徙都是非自愿的和在一种压力下的自愿离开本土）是痛苦，甚至是悲惨的。古往今来，吟哦这一主题的诗篇，简直不胜枚举。包括孟姜女哭长城这样的民间传说，也有类似的含义。秦始皇修阿房宫用刑徒70万人，派蒙恬北筑长城，人力更为可观，恐怕也是一次残酷的人口迁徙，要不就不至于怨声载道，哭倒长城了。虽然我们现在很引以自豪，据说在太空中能见到地球上唯一的人类创造物便是长城，但它却是营筑在那个时代无数的孟姜女和万杞良的痛苦上的。因此，我想，这或可曰痛苦的代价了。
我没有研究过，似乎也不曾见有人去考证过，山西省有个关过《玉堂春》里那位叫苏三的洪洞县，好像是近数百年中国人口大迁徙活动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集散地。甚至说得有鼻子有眼，洪洞县那棵大槐树，成了这些被迁徙的人群某种精神上的象征。他们不论从这棵大槐树走得多远，也将一代一代地让孩子牢牢记住，他们是从这大槐树发源的。这很像民间传说，但是谈起者无不言之凿凿，确认其事。
中国最近一次的人口大迁徙，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了。数以百万计的，而且百分之百的年轻人，投入了这人口流动之中，从城市流向“广阔天地”。虽然对非迁徙者来说，那场面称得上壮观热烈，声势浩大，但是迁徙者就不那么很快乐，而越往后来则越不快乐。在这群不是那么很快乐，随后会更不快乐的人流中，就有本书的作者李锐在内。历史有时也会开点玩笑，李锐偏偏来到了古代人口迁徙的集散地洪洞县附近的晋南山区。如果大槐树的传说，确有一点真实依据，那么，先辈从这儿走出，后人却又返回这儿。我不知时代究竟是前进了呢，还是倒退？
于是，李锐就在吕梁山，也就是他所写的厚土里“扎根”了。“扎根”是很时髦的政治名词，每一个政治名词，即使很好的也不例外，都会被扭曲而造成蒙不幸者一段苦痛的回忆。但对李锐的创作生涯来讲，“扎根”倒不失为从厚土中汲取营养的形象理解。“穷而后工”，太快乐了大概写不出什么来的，吃饱了撑的，未尝不可以做诗，但这种打饱嗝的作品，怕不会引起饿肚子的人的共鸣。李锐所以能写出《厚土——吕梁山印象》，自然是那段不快乐或不甚快乐的日子的体验。回到前面谈过的长城话题，我以为这部系列小说集，也是一种痛苦的代价。
这痛苦，岂止是作家本人呢？那贫瘠的土地，以及在这贫瘠的土地上，沉重地生活着的只求一抔土，一瓢水的乡民，这些都触动着作家的良知。何况从文化层次来考察，这块土地这些人所负荷的历史重担，所形成的民族心理和性格，是怎样与时代相悖相应？当荒唐谬误，怪诞神奇和麻木淡漠、浑浑噩噩组合在一起，人的生存本身便成了疑问。“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作家所以难以沉默，也有想让更多人知道这块土地这些人的意思，不是绝对意义的文化小说，虽然眼下冠以这名称很吃香。
在中国文坛新生代这批作家中间，李锐是应该受到“刮目相看”的一位。厚积薄发是他为文之道，耐得寂寞是他为人之道。这几年文坛如走马灯一样，新人迭出，很是热闹。我发现李锐在大家最热闹时倒不凑热闹，等到大家不热闹或不敢热闹时，他的《厚土》问世了。这样，我读到了《眼石》，读到了《合坟》，便找到所有的这一系列的小说来读。如果说李锐对吕梁山的印象是厚土的话，那么我对他写的这《厚土》系列小说的印象，也同样是一种厚土感。文章写得厚实不易，写得厚实而又感人更不易，写得厚实而又感人同时具有艺术魅力则最不易。《厚土》给了我这样满足，当这本书即将与台湾读者见面的时候，我很愿意写上这些其实并不用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