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语录与文化现象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化雅俗谈

圣贤语录与文化现象
包遵信
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和评估，在热闹了一阵之后，据说有趋于冷寂的势头。我不知道这“冷寂说”是否有根据，但现在的文化研究没能越出学术的狭小范围，则是确凿无疑的事，以致人们一时还很难区分文化史和思想史、哲学史究竟有什么不同，难怪有人就将传统哲学的某些特点当作了文化的特点，并作了相当夸张的渲染。固然，哲学也是文化，而且按照有的学者的说法，它还是文化的最高层次，但正因为它是最高层次，那就不能把那些哲学家们的玄理妙义，简单地当作普通民众都已接受、理解了的东西。所以，哲学史研究虽然有助于文化史研究，但毕竟不能等同于文化史研究。
有关文化的定义各式各样，但几乎每种说法都肯定文化不只是指先哲们的鸿文巨册，也不单是那些辉煌灿烂的历史文物，它更多地还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禁忌巫术、打卦算命……这些民风习俗，都散发着文化的民族特色。这是活的文化，人们从理智上对它或许深恶痛绝，可是言谈举止却又涂抹不掉它的印痕。
按照文化人类学的说法，那些成为理论体系的经典文化是“大传统”，衣食住行等习俗文化则是“小传统”。“大传统”和“小传统”是什么关系？不同文化也不一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传统”和“小传统”就要比我们习常理解的“知”与“行”或“理论”与“实践”复杂得多。中国传统文化大传统的经典，只是教人怎样成圣成贤，圣贤是人的理想的最终目标。圣贤当然好，可是有几人真的达到？经典上讲的那些堂而皇之的大道理，又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做不到还偏要讲，固然可以给人一个向上努力的目标，可是更多的是会造成人们讲归讲，做归做，道德伦理的说教和人们实际行为脱了节。以后出现那么多的假道学，就是很好的例证。假道学之所以假，未必就是他们不相信道学，敢于背离道学，而是道学的矫情饰性实在难于做到。那些对道学不甚了了的，也要以“道学”自重，甚而有人想攻击“道学”也只敢说是反对“伪学”，可见在他们的心目中，认为道学讲的那番道理还是无可非议的。当年韩侂胄打击异己，就曾以讲“道学”为根据，但他说这是打击“伪道学”，而当时一些官僚们举荐进士，说自己所荐之人如果是“伪学”就“甘伏朝典”（见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一），可见“道学”在人们心目中还是好的，即便要反对它，也不敢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只能指斥它是“伪学”。
传统文化以道德伦理为中心，伦理价值的取向制约了人们一切活动。但是道德规范脱离了人的本性，就难于和人的道德实践合辙，理想和现实，原则和行为，总要分为两橛。因此，仅止从典籍理论来研究传统文化，充其量也只能揭示传统文化一部分性质，还有更重要的一部分可能被我们忽略了。只有扩大我们研究的视野，注意到民众百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才能对传统文化的特点有一真切的了解。刘啸同志写了一本书《圣贤语录与文化现象》（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它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没有把文化的范围局限在传统学术思想的小圈圈，而能注意到典籍以外那些活的文化。我觉得这是应该提倡的。
文化研究一定要摆脱学院式的方法，跳出旧的玄理式的思想框架，开拓新的思路，采用新的视角，从现实活的文化出发，以实证的材料，理性的精神，进行具体的分析。停留在文献学的范围，争论得面红耳赤，如果与现实隔了一层，那就可能像《韩非子》上讲的“郑人争年”一样，根本没办法检验谁是谁非，人们也无法从中得到建设现代新文化的启发。把眼光从书本转向社会，不但能扩大视野，也会促进研究方法的改进和更新。当然，这样的探索需要时日，但认准了目标，努力去做，就会有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