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批判地分析”——“建设性批判”——苏联哲学界对待现代西方哲学态度的变化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批判”——“批判地分析”——“建设性批判”
——苏联哲学界对待现代西方哲学态度的变化
贾泽林
苏共27大以后一年多来，苏联哲学界对待现代西方思潮（包括哲学思潮）的态度逐步发生了变化。《哲学问题》杂志1987年第1期社论《改革问题和现阶段哲学的任务》有一个新颖的提法，即要对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恰如其份的、建设性的批判”；明确承认以往对西方哲学的批判犯有简单化的缺点，并确认“没能对西方哲学学说作出恰如其份的和建设性的批判”是苏联“哲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还指出这种批判有一个传统的公式：对某个作者的学说，在好的情况下能够做出较为详细的叙述，然后提出一些正确的批评性意见，指出缺点失误，而最后则断言，所有这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中早已经研究过并解决了。经常发生的则是乱扣帽子，因此，“这种批判本身是论据不充分的和难以切中要害的”。
结合这一最新变化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研究和批判现代西方哲学这个领域中，苏联哲学界使用过三个不同的提法，即：“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批判地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和“对西方哲学学说进行恰如其份的和建设性的批判”。提法不同，用语变更，体现着观点和态度的变化。
苏联哲学界长期都把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统称为“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把对西方哲学的研究统称为“批判”，基本上不用“研究”这个字眼。
从1945年到50年代初，他们把现代西方哲学各流派，如实用主义、实证主义、唯意志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现象学、生命哲学等等，无一例外地都看成是与帝国主义的反动政治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哲学”、“科学和进步的坏透了的敌人”。在一定时期里，控制论、遗传学、未来学、全球学……这样一些词汇变成了骂人的话。简单的否定代替了深入的研究和创造性批判性的分析。
从50年代中期起，在批判个人迷信的过程中，苏联哲学界开始承认，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批判“不总是十分深刻的和令人信服的”；已经提出如下看法，即不能只简单化地批判其结论，还要分析他们的论据；不能简单地笼统地否定其哲学原则，还应揭露其在理论上的站不住脚和诡辩性。
60年代，苏联哲学界曾经就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研究和批判有关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进行过较长时间（1961—1963）的讨论，进一步认识到个人迷信给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带来的消极影响，从而开展了较大规模的研究（“批判”）工作，出版了一些较有份量的专著。但不把现代西方哲学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而当作批判对象这一基本观点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他们曾经探讨过现代西方哲学中是否有“合理内核”的问题，最终结论是：“要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实际内容中去寻找某些‘合理内核’，这样做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
70年代，苏联哲学界中有些人开始较多地强调，在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时要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1978年出版的教科书《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指出：不应把资产阶级哲学看成只是“荒谬的胡说和蠢话的汇集”，而应把它看成是对“当今社会实践和现实问题的虚妄和歪曲的反映”，从中虽没有“发现当年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那样的‘合理内核’，却可以发现它们提出的一些十分现实和重要的问题。可是在他们的著作中，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往往是不正确的”。
80年代以来，苏联哲学界对待现代西方哲学的态度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突出地强调“批判地分析”、“恰如其份的阐释”。对现代西方哲学中那些同现时政治有密切联系、带有明显意识形态性质的哲学（如同战争与和平有关的全球性问题、社会人类学、新保守主义、技术统治论、杰出人物文化论等等），他们虽持尖锐的批判态度，但是对那些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有联系的哲学流派，则采取了慎重的分析的态度。譬如，认为“结构主义”是“在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各门学科的接合部上产生的”，其方法“目前具有很大科学意义”；认为“解释学提出并研究的那些问题绝不是烦琐的抽象议论性质的东西”，而是“以目前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各学科的某些现实问题为基础的”，等等。
对80年代以来，特别是1985年以来苏联哲学界发表的几篇有关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文章和专著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得到以下一些看法。
第一，摆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研究和批判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他们认为，研究和“批判地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全部积极活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积极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现代西方哲学进行研究和批判的基础。
第二，摆正苏联哲学与世界哲学的关系。他们开始纠正以往对待外国的那种教条主义的、妄自尊大的态度，对世界各国哲学开始采取尊重和平等对待的态度。《哲学问题》1987年第1期社论坦率地承认：“当前，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提出和解决所有的哲学问题，即使是一组国家也做不到这一点。现代哲学问题实际上是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所有地区中提出和分析的”。
第三，建设性批判与寻找理论的生长点。“建设性的批判”意味着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和批判，其目的不能只限于对这些哲学学说做纯粹客观的介绍和描述，对其结论和答案作纯粹否定的评价，对其论点作简单化的、肤浅的反驳和批判；而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展开建设性的批判。
怎样才能做到“建设性的批判”呢？《哲学问题》1987年第1期社论认为，首先，要弄清现代西方哲学提出了哪些“重要而迫切的哲学问题”；其次，要弄清现代西方哲学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通过对现代西方哲学提出的那些实际的、迫切的、真正有重大理论意义的、而西方哲学又未能做出正确解决的问题，进行细致而认真的审查，从中找出可供自己进行理论研究的生长点。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这些具有生长点意义的理论问题开展正面的探讨，做出正确的解决，这样“才能取得对该问题所作的其他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解决途径进行批判的权力”，才能使自己的批判成为建设性的。相反，那种“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引文之上的纯粹词句上的‘反驳’和表面上的‘解决’，是没有任何学术价值和哲学价值的”。
在开展建设性批判方面，他们已经做过一些尝试。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尝试，就是近年来对西方哲学解释学所做的研究和批判性考察。他们从哲学解释学中分析出“理解”这个范畴，把它看成是可供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进行研究的一个哲学生长点，把“理解”问题列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迫切问题”之一。
第四，对西方哲学进行总体分析和全局把握。他们近年来较为重视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总体分析和研究，以求从全局上把握其现状及其变化的主导趋势，不再把注意力仅仅集中在某个个别流派上。总体分析的优点在于：能够从全局着眼看清这一或那一流派的历史地位，弄清该流派与其他流派的纵横联系。
苏联哲学界指出，如果说60年代初可以把西方哲学著作按流派来划分，今天这样做就很困难了。现代西方哲学已经多元化了，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综合、相互接近的趋势。50—60年代西方哲学有公认的权威哲学家，而今天则出现了类似“思想家集团”的现象。现今西方哲学流派的存在时间大大缩短，一般不超过十年，西方哲学的研究工作失掉了战略规模和战略方向，而且充满了危机感。根据这种情况，苏联哲学界提出了现在应“按问题”来研究和批判现代西方哲学的论点。
第五，开展同西方哲学代表人物的交往和对话。他们认为，如果不这样做，不仅进行建设性批判是不可能的，甚至对哲学某些领域中的重要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积极开展共同组织的国际学术活动、会议、交流和访问，出版现代西方哲学原著的俄译本（强调要附有批判性的、评介性的前言）等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苏联，即使在像“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这个敏感而尖锐、教条和僵化比较严重的领域中，情况也已经和正在发生着引人注目的变化。
（原载《哲学动态》1988年第2期，本报作了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