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份珍贵遗产——评介《王亚南文集》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份珍贵遗产
——评介《王亚南文集》
胡培兆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在我国现代经济学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虽然在十年浩劫中过早地含冤离去，但他的彪炳业绩和崇高品德永留在人们心间。在经济学领域内，他不仅早在30年代就献身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与郭大力合译了《资本论》，而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剖析了旧中国经济的现状与症结，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与改造旧中国在理论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一生著作宏富，在经济学、经济学说史、经济史、教育学、政治学等方面的研究领域里，留下了30多部专著和300多篇论文。最近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负责编辑的五卷本《王亚南文集》，是从他的浩瀚著作中精选出来的佳作荟萃。这是王亚南一生理论风云的历史记录，也是他留给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份珍贵遗产。
任何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经济学家，都不惮直面社会经济问题。王亚南论著中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坚持为解除束缚社会经济发展的羁绊，针砭时弊，探索改革新路。旧中国由于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国计民生破败凋敝，而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又证明，非实行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王亚南作为国统区的一位进步经济学家，自觉地担负起自己的职责。在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同时，他积极主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国化，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研究经济学。他说：“以中国人的地位来研究经济学，至少应知道：中国社会是在哪个经济发展阶段，在全世界经济系列中，是处在怎样的地位；哪些经济理论会给我们那种经济地位之改善以妨碍，哪些经济理论可能给予我们那种经济束缚之解放与改革以帮助。这是我们不单为了兴趣，不单为了个人文化消遣而研究经济学的人们，所应特别关心的问题。”他疾呼，“这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不应逃避的责任”。1940年，他在理论界首次提出并竭力主张建立“中国经济学”，力言研究中国经济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旧中国没有走上合理的发展道路，其主要责任应由当局经济立法者、决策者来承担，但经济学家也有一定的责任。他尖锐地指出：“经济学上的研究，如确实而又明确地把握住了中国经济的合理发展途径，由宣传，由讲授，讨论，造出一个健全的经济舆论，即不‘上信书’，即不当什么经济顾问，亦可间接成为那些大权势人物们任意决定中国经济命运的胡乱措施的阻制力量。反过来说，如其我们研究者自己，也没有明确弄清中国经济的性质，而由是发表一些不相干或有意无意迎合当道者意旨的主张，对那些加深权势者利害成见，对于有关国运民命的经济措施的傍趋斜出，就确实要分担不少‘助纣为虐’的责任。”
王亚南力言又力行，对旧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进行认真而又严肃的研究，力求把握和阐明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的全貌及其运动规律。收在文集中的《中国经济论丛》、《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等著作，就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研究经济学、实践经济学“中国化”的卓越成果。194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是这方面的代表。在这部大著中，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运用《资本论》的结构、体系、规律、范畴，全面而系统地深入考察、分析旧中国经济，雄辩地证明，无论是商品、货币、市场、资本、土地关系，又无论是城市、乡村、工业、农业、商业，都既不是以资本主义为主体的经济，也不是完全独立的民族经济，而是各种经济关系交错在一起的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即地地道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这是解放前我国经济学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经济性质最系统最深入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解放后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国外有多种译本，被奉为研究旧中国经济的圭臬。
收在文集中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是王亚南应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之请而撰写的。这是以经济学家的深邃目光研究上层建筑的一部十分出色的著作。他对滥觞于秦朝直至明清的二千多年中国官僚政治的经济基础、本质特征、演变过程以及社会根源的叙述，达到铭骨入木、淋漓尽致的地步。他阐明了官僚政治是以君主为中心的专制主义的政治形态，各级官吏不过是君主的层层代理人。“在这种形势下，官僚或官吏，就不是对国家或人民负责，而只是对国王负责。国王的语言变为他们的法律，国王的好恶，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官运和生命）、结局，他们只要把对国王的关系搞好了，或者就下级官吏而论，只要对他们上级官吏的关系搞好了，他们就可为所欲为的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一味图自利了。”而国王的所谓“宵旰图治”，主要也不是为了下民，而是为了对付僚属。君主与谋臣策士日夜考虑的是如何使一般臣民对君主乃至其他揽权人物，养成敬畏自卑的心习，对君主之言行，不论正确与否，都得心悦诚服。旧中国的官僚政治，依附帝国主义，有浓厚的买办性，把牟利看得特别重要。要利就要官，有官就有利。于是“官僚控制的经济事业，作为政治资本。他们以此位置安插政治姻缘人物，以此为各种政治活动费的来源，以此为一党一派从事政治斗争的经济据点，其结果一切官僚事业衙门化，无效率化，就成了极其自然的现象”。
解放以后，王亚南在身负大学校长等繁重行政工作之余，仍致力于《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他一再强调《资本论》学习与研究应联系实际，重在应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文集中反映了这方面的理论贡献。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的理论，再次显示了这位经济学家的卓识远见。早在50年代，他就反对把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当作“猪嘴”，不准它伸进计划经济园地来的偏见。他详细论证了“价值规律作为一切社会形态的商品生产所共有的特征，并不是表现为消极的，而是表现为积极的，它的基本作用是促进生产”。因此，“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并不是和计划经济抵触的”。并指出价值规律“是差别主义者，而不是平均主义者”，与平均主义和惰性势不两立。问题在于“我们的思想认识还没有跟上，还有待于创造条件来进一步发挥其积极作用”。斗转星移三十多年，王亚南此论经受了实践的检验，闪耀着真理的光芒，的确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