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纳晴雨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戛纳晴雨
李彤
最坏的“气候”终于降临。五月二十三日晚，《孩子王》名落孙山。陈凯歌对我，也对每一个用电话采访他的记者说：“我早有预感，我心情平静。”我可以证明，他没有故意作态，他说的是真话。
四天以前，正当由晴转雨的时候，在凯歌睡的行军床边到小公寓的厨房里，他与我作过一番长谈，时间是晚十点至次日凌晨四点。白天的时间，留给轮番采访的外国记者了。
“我见识了戛纳之大、之傲慢。有人告诉我，导演来戛纳是一个很大的冒险甚至赌博。我是危险的，是用整个艺术生命在这儿赌，我们随时有可能输掉。我知道一个导演的艺术生命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应该珍重。但我现在不能在乎，因为在乎也不能改变什么。只要二十年后我们能对后人说：我们是开路人，这就够了。
“西方人注意的是他们的事情，我们要打进去很不容易。近年来中国电影在国际上从没人理到有人注意，现在正热。我在想，热劲过去后还能不能保持实力地位？像苏联电影，现在并不热，但它到哪里人家都不能小瞧。中国电影应该是稳步前进的。今天，是西方了解中国人的时候了，我们应抓住这个宣传、展示中国的最好时机。西柏林、意大利都灵两个电影节都请我明年去做评委，这岂止是我个人的时机？
“我的性格敏感，总觉得有种使命感，至今不敢忘。我的心境与艺谋两样，现在我想平静地想一些事情。”
我与张艺谋也有过两次夜谈。那是在洗过澡后，他赤着身体，憋不住地向我滔滔“侃”起艺术来。
“《红高粱》刚拍了一点就在外景点看到《孩子王》，我们专门研究了。隐喻、象征，《孩子王》都搞到家了。我们有意避开了这条路。凯歌有思想，他要让电影负起思想的任务。我自己是听了那帮“侃爷”（指电影评论家）“侃”，才意识到《孩子王》的深意的，我担心它亏就亏在这不讲不明白上。好电影要调动人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才能引起共鸣。
“我佩服凯歌思考的深度，佩服他对艺术个性的执著追求。过去我们在一起谈话，凯歌总能几句话一拎，就给你拎到一个思想高度。为人如此很难得，但是拍电影呢？……”
这时我又想起凯歌的一句话：“我们这一代导演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各自不同。”他们俩不祥的预感似乎相同，又似乎相异。
在阴晴变幻中，还有一个本不值得郑重提起的话题——所谓“金闹钟奖”。此刻我不得不提。
五月二十一日早晨，戛纳街头一家咖啡馆里汇聚了一些电影记者，他们即兴为参赛片中“最令人厌倦的影片”打分，然后把结果交给一位十几岁的小姑娘——法国最年轻的喜剧演员，由她宣布。于是“金闹钟奖”归于《孩子王》，于是哈哈一笑，各自散去。评奖者轻松到这种地步：无须发奖，也无须通知“得奖者”本人。可惜事情到这里并未结束，法新社电讯一发，“金闹钟奖”得主臭名远扬，及于全球全中国。而吴天明、陈凯歌在接到新华社驻巴黎记者打来的询问电话时，尚茫然不知其为何物。
请注意这本是一出喜剧。这些记者不代表任何机构，与评委会没有任何关系，与为那两家杂志一本正经地逐日打星的记者团也不可同日而语。大约是影片过长就会受到他们的揶揄。至于其评选结果的可靠性如何，举一例便可说明：被他们评为“铜闹钟奖”的（第三个“令人厌倦的影片”），正是最后荣膺双奖——最佳男演员奖和高级技术委员会奖的美国影片《乐手“博德”》（又译《鸟》或《非凡人物》）。
一顿调侃、一个玩笑、一出余兴节目，也许会引来一片痛心、一阵快慰、一番严辞训导。喜剧被当作正剧看，便将转化为悲剧。是人家太有失严肃庄重，还是我们太缺乏幽默感呢？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