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三位高山族同胞 [复制链接]

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民族地区纪行

北京的三位高山族同胞
本报记者　陈维伟
高山族，家乡在美丽富庶的台湾。亲临纪行，恐怕近段时间难以实现了；目前只有走访散居大陆的高山族同胞，以补偿这一心愿。
电话打到“台联”。那里的同志告诉记者，在京的高山族同胞只有寥寥数家，其中有三户住在中央民族学院，户主分别是：田中山、马荣生、林青春，都是该校民语三系的教师。
经校方热心引路，记者来到田中山老师的宿舍。走进客厅，记者发现田老师身着中山装，便好奇地问起民族服装。67岁的田中山笑了：“我从台湾老家来大陆40多年了，家乡的衣服早不穿了。再说，今天在台湾的高山族同胞究竟是什么装束，我还弄不清呢。”
接着，他谈起了高山族的概况。他说：“其实，‘高山族’不过是个统称。我们40万同胞又划分为若干个支系。我是阿米斯人（又译阿美人），马荣生老师是排湾人，林青春老师是布农人。我们之间的风俗习惯，有很大差异。这样吧，我把那两位老师也请来一起谈。”
不一会儿，另外二位高山族同胞也来了。他们均已年逾花甲，经历也很相似，同是42年前被国民党抓壮丁离乡来大陆的，（后加入解放军行列），又同是50年代进民族学院任教的。
聊起家乡，他们陷入遥远的回忆，话及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那么动情。
林青春和马荣生两位老师的家乡在台湾的高雄市，一个在三民乡，一个在三民区，同处山区，远离汉族聚集的大城市，四周没有通道。
“台湾的台风和地震厉害得很。”林青春说，“我们把房子盖得很矮，低下头才能进门，屋内地面凹下一大块，以防风防震。房顶一般是用茅草、竹子、树皮搭成的，塌了也砸不坏人。”
“我们房顶上盖的是石板，跟他们不一样。”马荣生说，“我们屋里也比外面深下很多，四周的墙是用石头砌的，更结实些。”
田中山插话说：“我的家乡在海边。”他从书架拿下一本地图册，翻到“台东市”那一页，指给记者：“喏，就在这儿——‘隆昌村’，以前叫‘加里猛狎村’，后者是我们阿米斯人的叫法。我们盖房，地基是平的，房子很高大，茅草屋顶，连四周的墙都是茅草搭的，不过是用竹子夹紧，透风，很凉快。台风刮起来，房屋不会倒，但有时会被吹动了位置。”
他们谈起相互同中有异的风土人情，从吃穿住行，到婚丧嫁娶……什么每年一度最热闹的丰收节啦，什么结婚是男到女家、新郎上门啦，什么姑娘给小伙子吃槟榔传递恋情啦，等等，兴趣盎然。
问起台湾那边还有什么亲人，田中山和马荣生谈到：他们临来大陆前，都曾有过小家庭，田中山留下一个儿子，马荣生留下一个女儿，现今都40多岁了。林青春当时仅十七八岁，未成亲，是和弟弟一起出来的，现在弟弟在福建务农，他们还有两个哥哥在台湾。
谈到在台亲属，三位老师的脸上流露出无比的思恋之情。他们讲：“台湾的亲人想来大陆看我们，我们更想回去与家人团聚，因为我们的家乡在台湾呀。”
话题转到三位老师在大陆的生活。他们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妻子都是汉族；当然，孩子算高山族。不过，他们的下一代只能从父辈的口中了解本民族的状况了。
田中山和马荣生都办了离休手续，但分别被聘为副研究员和讲师，林青春是在职讲师。谁敢想象，解放前他们还是一字不识的文盲哩。
“散居大陆的高山族同胞统共有多少？”记者问。“1985年5月，我们在大陆的老一代高山族同胞欢聚过一次，能来的差不多都来了，共有200多人。”三位老师答复道，“不过，算上我们的新生代，恐怕要超过1000人。”田中山说：“别看我们人少，每届人大都要有2至3名代表，台盟副主席田富达已连任七届人大代表了。我们还有许多人当选各地的人大代表，我本人就是北京市的代表。”
辞别时，三位高山族老人一再叮咛：望报纸将他们日夜盼望回家乡，与亲人团聚的心情传递给世人。
（附图片）
中央民族学院的高山族师生在课余欢快地跳起本民族舞。
王伟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