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扩大治史视野写 在《中国封建结构探要》出版之际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要扩大治史视野
写在《中国封建结构探要》出版之际
田居俭
八年前，我曾向读者推荐过胡如雷著《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拙文见《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八年后，我再向读者推荐李桂海著《中国封建结构探要》（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我之所以要向读者推荐这两部著作，是因为它们为洞悉我国国情，扩大了治史视野，为人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地剖析封建主义，自觉抵制和消除封建主义残余和影响，进行了富于启迪的探索。
这两部著作的共同特点是，没有株守传统的微观研究方式，局部切入封建社会，管窥蠡测，铢分毫析；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独辟蹊径，把封建社会视为一个有机的总体，从宏观上进行考察，高瞻远瞩，鸟瞰全局。前者立论于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地租、剥削形式与农民的经济地位，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农业经济的再生产与周期性经济危机等方面，探讨了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特殊规律”。后者则着眼于封建社会中表现为革新和进取的“活力因素”与表现为因循和守旧的“惰性因素”的矛盾斗争，对中国封建结构作了框架式的研究，从斗争形态的多样与复杂，经济组织的封闭与隔绝，政治制度的呆滞与僵化，思想意识的凝集与对抗等方面，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荣枯进退、消长兴亡的特点。尽管这两部著作并非尽善尽美，还需充实和完善，但其选择新角度，运用新方法，深入研究中国封建主义的复杂和丰富的内涵，这种“荜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精神，是值得称道和倡导的。
众所周知，在中华民族有文字可考的历史长河中，封建社会的流程最长。在我国经历的几个社会形态中，封建社会发育最成熟，成长最健壮，特征最典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封建社会是中华民族历史的脊梁，靠着它的支撑，中国古代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才得以血肉丰满，光彩照人。即使是近代落伍了的科学技术，当时也遥遥领先于世界。饮誉全球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专家李约瑟曾说：中国“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在15世纪之前，中国科学也“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他的同事罗伯特·坦布尔则称赞中国为“发现与发明的摇篮”，指出“在现代世界赖以存在的重大的发明创造中，有一半来自中国”。而3世纪至15世纪，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朝气蓬勃、昂扬奋进的黄金时代。因此又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化实际上就是封建主义文化为主体的文化。戊戌维新志士谭嗣同，曾将中国古代的历史与文化概括为“秦政”、“荀学”，看来是有道理的。
然而，由于封建主义文化是植根于封闭保守的小农经济和宗法专制的土壤之中。尽管它曾经积极地反映并能动地作用于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勋，但是，伴随封建主义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它逐渐失去生机和活力，变成了社会前进的沉重负担和巨大阻力，使得中华民族自16世纪初到19世纪初的三百年间步履维艰，在世界求生存、求发展的竞技场上迭次名落孙山。由于中国新兴的资本主义孱弱，无力全面取代古老的封建主义，加之自19世纪40年代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的相继入侵，又打乱了中国社会运行的正常秩序，遂使封建主义非但未能寿终正寝，反而蜕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将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和观念形态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发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虽然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因其自身软弱和理论贫乏，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清除这种“历史的堕力”，遂使封建主义的幽灵得以挣扎作祟。袁世凯黄袍加身，辫帅张勋复辟帝制，即是明证。
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固然消灭了封建主义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为之服务的政治制度。然而，由于这个阶级一登上历史舞台，就忙于推翻压在中华民族身上三座大山的武装斗争，在戎马倥偬的年代里，根本顾不上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和观念形态进行全面、彻底的清理，也没有及时引导在农村包围城市过程中参加革命的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开展自我教育，消除头脑中的封建意识，致使封建主义思想，在欢庆开国大典凯歌声中，乘隙涌进了社会主义时代。建国以后，又由于执政党的决策者对形势分析和国情认识的失误，不仅没有及时把肃清封建主义影响作为经常性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而且还长期忽视这一战略任务，片面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矛盾斗争，过分夸大资本主义复辟和党内修正主义的危险性，从而又使封建主义阴魂长期潜伏在社会主义躯体内，披着马克思主义的护身符，把封建主义装扮成社会主义大肆招摇，颠倒是非，终于在全国范围内酿成“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
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以后，蒙受十年浩劫、痛定思痛的中华民族，通过理论战线的拨乱反正，开始对封建主义影响进行全面的、反复的清算，但是，由于封建思想文化是积淀了两千多年的传统意识，它潜移默化，世代相因，不管是站在时代潮头弄潮的领袖人物还是与之风雨同舟的平民百姓，不管是满腹经纶的学界泰斗还是目不识丁的山野渔樵，都无法逃脱它的濡染。时至今日，遗毒仍在。如表现在经济方面的重义轻利的抑商思想，画地为牢、求全封闭的经营方式，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的管理方法，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求稳怕“乱”、怯于竞争的保守心理，等等。表现在政治方面的则有：个人迷信与家长制作风，人际关系中的等级思想与依附观念，重权轻法、以言代法的人治传统，以权谋私、索贿贪污的腐朽习气，鄙薄知识、压抑人才的恶劣行径，民主观念淡薄，缺乏政治参与意识，等等，已经构成改革、开放顺利发展的严重阻力，因此，在把经济体制改革日益引向深入，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的今天，必须从战略高度来认识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且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继续根除封建主义影响。这是加快和深化改革，保证中华民族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的重要一环。肃清封建主义影响，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之一，也是特点之一。这是由我国国情中的社会因素所决定的。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脱胎于封建社会。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封建主义影响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本来，肃清封建主义影响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应该解决的一个课题。但是，由于我国社会发展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阶段，衔接封建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这一课题又无能为力，所以，历史便把这个艰巨任务留给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要肃清封建主义影响，就必须对历史，首先是封建主义的历史进行研究。只有用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对封建主义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从理论上透辟地阐明封建主义的来龙去脉，以及它在不同时期的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才能使人是非分明，取舍得当，才能使淤积在人们头脑中的封建主义思想冻解冰释，从而才能真正消除封建主义在当代的消极乃至反动的影响。在这方面，史学家应当义不容辞，而且也大有可为。然而史学界目前对封建主义的研究还不能尽如人意。封建主义在我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对其进行认真的研究，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至今才有七十年的历史。已经做的工作，与我们应该做的工作相比，可谓“任重而道远”。
当前，时代对史学界寄以厚望，呼唤史学家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充分施展才能，为社会提供更多有益于洞悉国情，有益于改革和开放，有益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著作。《中国封建结构探要》，就是著者奉献给读者的一部与时代同命运、共呼吸的史著。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史学家后来居上，向社会贡献更多的无愧于伟大时代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