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剧场”的命运——从《火神与秋女》想到的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小剧场”的命运
——从《火神与秋女》想到的
缪俊杰
尽管“小剧场”这种戏剧表演形式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像尤涅斯库的《秃头歌女》那样的荒诞戏在“小剧场”演出“经久不衰”；尽管中国的戏剧艺术家们在借鉴“小剧场”表演形式方面作了一些尝试，并出现了像《绝对信号》那样的优秀探索作品。但是，我国艺术家们的这些探索，目前并未在更广大的观众层面上引起轰动效应，也没有像“意识流小说”、“荒诞小说”、“寻根小说”那样，成为某一时期的“热点”。
近几年来，我不时受戏剧界朋友的邀请，去看他们的演出，在看了一些从内容到形式都借鉴西方现代“小剧场”演出的戏剧之后，也曾为艺术家们的精湛表演而叹服，但终有“雾里看花”的感觉，很难真正在内心深处引起激动。只是到日前，青艺导演张奇虹邀我去看她导演的新戏《火神与秋女》（苏雷编剧），才使我对“小剧场”的艺术命运有一些新的感悟和思考。
《火神与秋女》是一出熔铸着传统文化心理和当代思想意识的短剧，当我看完演出走出剧场时，不由地信服，这是现实的真与艺术的美的结合，我似乎从这里更现实地看到了“小剧场”表演形式的生机和希望。在这里，那位在井下事故中为救助别人失去双腿、也几乎失去生活信心，后来成为根雕艺术家的挖煤工人褚大华；那位由于贫困和愚昧的环境，使她失去了幸福然而保持着美好情操的小保姆秋妹；那位在生活中显出浮躁和粗浅，但仍不失纯正的矿工王立雄，他们之间的感情纠葛，他们在情感冲撞中的追求与困惑，他们在困境中所闪出的思想的火花，不时地引起我（我注意到也引起其他观看演出的老年和青年）感情的激荡。我佩服编剧和导演的艺术构思，也佩服几位演员的出色表演。这场演出似乎改变了我过去对“小剧场”所持的有保留的看法，使我在艺术欣赏方面，对这种表演形式有了感情上的接近和喜悦。
有些戏剧欣赏者（包括我在内），对于“小剧场”形式的疏离，似乎不在于它的形式，而在于它的内容。即使像《等待戈多》、《秃头歌女》、《椅子》、《女仆》这样一些西方著名的荒诞戏剧，在中国观众面前，也未必能引起更广泛的兴趣。因为它们所表现的观念、哲理、困惑、孤独等等，我们总是较难于认同，更难引起感情的共鸣。但像《绝对信号》、《火神与秋女》这类以现实生活为题材，表现中国普通工人和普通劳动妇女的命运、苦恼、憧憬和困惑的内容，他们的感情的波澜，也很自然地会波及中国观众的心田，引起中国观众的心灵的震动。由此我想到，“小剧场”的表演形式，似乎应该从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寻找它生存的土壤，从中国广大观众的欣赏心理和欣赏趣味中去寻找它的旋律与和声。如果仅仅步西方现代派戏剧的后尘，生搬硬套借用它的形式，未必能在中国舞台上具有生命力。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小剧场”的形式在我国戏剧舞台上萌生、发展，固然是与社会的发展，观念的变化，欣赏习惯的嬗变有关，但未必要抛开艺术，完全“商业化”，本世纪初，美国一批青年剧作家、舞台设计师和演员所掀起的“小剧场运动”，就是力图摆脱商业性戏剧演出而出现的。他们在波士顿、芝加哥、纽约等地建立的小型戏剧实验中心，提倡自由表演，坚持以艺术价值作为发展戏剧的价值取向，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想，我国的“小剧场”试验，也许需要更多地着眼于观众对戏剧艺术的价值取向、欣赏习惯和美学追求，从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找到戏剧的“热点”，找到戏剧语言，找到艺术情趣。这也许是我国“小剧场”艺术的宽阔的道路，是摆脱话剧困境的出路之一。从《火神与秋女》的演出，想到这番话，不知戏剧界的朋友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