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然一倔竹——记萧军 [复制链接]

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挺然一倔竹
——记萧军
管桦
我在门前种了几丛翠竹，不断受到不知甚么人的摧折，却又不断顽强地生长起来。苍翠碧绿的叶子，在风中快乐地摇颤着。我并不需要藉它们来使我想起我的许多同样命运的朋友。但我还是藉它们来祝福卧病在床的萧军，愿他早日恢复健康。他躺在病床上，也充满豪气，并且是幽默的，风趣的，引得我们和他一同欢笑，我知道这在我却不可能。
在我青年时代刚接触文学的时候，便知道同鲁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萧军的名字了。出我意料，一九四八年秋天，我因病离开军队，到哈尔滨参加的第一个会，却是批判萧军。他不顾当时的国际情况，为自己祖国所受的屈辱和损害大声疾呼而获罪。带着全家，下放到抚顺煤矿劳动改造去了。因此，我没有看见这位鲁迅作序的《八月的乡村》的作者。后来听说他受尽世人的冷眼，困苦失意，全然是一个被文艺界遗忘的穷儒了。可是，他从未动摇过人生的核心，精神抖擞地为工人编写连台本京剧，亲自组织剧团，亲自导演，同时还写了一部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十几年后他调到北京市文化局文史馆工作。
灾难总是带着雷雨和风雪降在他的头上。1966年8月23日，红卫兵冲进北京市文化局文联大院，揪出荀慧生、侯喜瑞、老舍、端木蕻良、骆宾基等几十名艺术家、作家的时候，混乱的人群里，我见一个人，仰卧在地上，挺直身子，双手保护着自己的头，承受一群红卫兵的无情鞭打。当我知道这人就是萧军时，由不得冒然高声喊道：“同学们！要文斗，不要武斗！”话没落音，几个红卫兵手提皮鞭，横脖子瞪眼朝我走来。文联的同志们往上一涌，把我掩护在拥挤的人群里。
从那以后，我常常隔着玻璃窗，惊奇地看见刚刚被批斗过的萧军，在文化局后面的小院里，穿一件宽肥的灯笼裤，挥舞着木头宝剑，旋身，踢腿，锻炼身体。在悲哀与眼泪的世界里，他那有齐唇短胡子红润丰满的脸上，看不出烦恼的痕迹，也看不见揩抹不尽的哀愁。而那时，在收音机里，在大街小巷，在各种各样的群众大会上，在长安街游行的人海里，那嘈杂的震天撼地的合唱里，我总是隐约听见奴隶的哀泣。“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分别下放到北京市郊区农村劳动改造。他所得到的仍是无终止的批斗。在如山的屈辱下面，他从未期望过道义的力量，也没求助于道义的力量。他似乎知道，那乃是血流中的希望，梦中的幻境。十八年后，我在报纸上看到年近八十高龄的萧军，到上海为鲁迅扫墓的报道。这位被鲁迅看中的选手，在为祖国独立和民族尊严而搏斗的竞技场上，跌倒又站立起来，经历着磨难和斗争的勇士，为甚么眼睛里充满了泪水？突然失声痛哭起来？
常使我焦心的，是我无法知道最为真实的朋友的全部历史。我所看到的一切只是他们的一部分。萧军成为我忘年之交的朋友，是从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六届一次会议开始的。我们同在一个小组。在铺着洁白台布的桌子左边，坐着丁玲、胡风，隔着舒群、江定仙、贺绿汀，便是萧军。他穿一身月白色粗布裤褂、鲁迅式的平头已经花白，齐唇的短胡子也是花白的，已有了老人斑的丰满脸颊，却仍是红膛膛充满青春气息。
“我平生只有四个目的”，他说，“一，求得祖国的独立；二，求得民族的解放；三，求得人民的彻底翻身；四，求得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制度的出现。我们这一辈人，”他继续说：“在我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在我那个年龄，对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凡是我能做的，无论是用口，用笔，还是用手，我都做了，所以我并无骄傲，也没有什么遗憾。我也不说我做得多，我也不说我做得少。我是中华民族的子孙之一，我有这个义务，也有这个权利。尽心了，就行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平静的语调，不高也不低，使人觉得他是在努力抑制着心中的激动情绪。“我也没有牢骚。”他说，“我这一辈子，如果说，所遭受到的一系列挫折磨难、痛苦委屈，都不见得比别人遭受得少的话，可以这样说：直到现在，仍是精力饱满的在干着……”他的发言结束了，被一种简单而沉默的惊讶情绪所代替。
在回住房的走廊上，他被一群年青的委员包围着，簇拥着，都尊敬地叫他“萧老”。请他在打开的笔记本上签名。
我和萧老同住一个房间。这并非有意安排，乃是一种巧合。白天还有他的女儿萧耘来照顾他。于是房间里立刻响起热闹的说笑声。
“我爸在会上说了些什么？”萧耘用她所特有的响亮愉快的声调问我，一面从她父亲手里接过手杖和脱掉的上衣。
我把挑起的大拇手指竖在他的面前，赞叹地说：“受了几十年委屈，半句牢骚都没有！”
“发牢骚是没有用的！”萧老同样变得活泼愉快，拖长的声调，好像在和我们争辩。他挺胸站立着。说话时那花白色齐唇短胡子一撅一撅地掀动着。“总是不满也是没有用的。”仍是拖长着尾音，同时扬起手臂，把一个手指悬空地向下一戳：“就看你自己能做些什么就行了。否则的话，那点劲头都从牢骚和不满里给泄跑了。不要怪三怪四，要想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而且由自己做起来。如果我总是发牢骚，也绝活不到今天！”
“喝！这倔老头子！”他女儿夸耀说，“七老八十的人，还老想做点什么。”
“我们的老祖宗已经给我们做了先例。”萧老打断女儿的话。习惯地挺直着胸脯。那齐唇的短胡子掀动着：“比如，发明了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但是，我们也不能净靠老祖宗过日子啊！我老祖宗阔得多！——那是阿Q精神。自己总得创造点什么给后人，哪怕是留下那么一点点值得学习的精神也好！”他在会场穿着那件月白色粗布上衣，像个老工人，现在脱了上衣，只穿一件白背心，挂在两肩的背带，吊着宽肥的灯笼裤，嘴里叼着小雪茄烟，完全是个老教授了。他的话，使我沉思了片刻：在我们伟大强壮而又羸弱的时代，不是已经有些人，把那人世崇高的民族尊严换得黄金以后，失去了自己的使命吗？
萧老安详地坐着。我爱他也如其余的人一样。人们有着青春的魅力，也有着同样老年的魅力。同他父女二人在一起，无拘无束，如同阳光下风中波动的海浪，不断发出欢乐的笑声。我们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官僚主义转到他们父女喜爱的歌星，转到武打片，又转到我怎么也看不懂的小说和诗歌，以及社会上那些阿谀者们空妄的梦。
“艺术家不要飞得太高。”萧老忽然打断我的话说：“太高了就看不见地上的事物，看见的只是月亮和太阳。”
我以为艺术家要能高能低。不飞到一定的高处，就看不到地上的全貌；看不见哪里是阳关大道，哪里是绝境，哪里是深渊。
晚上，萧耘回家去了。我同萧老躺下，对榻说了些闲话，便听他响起雷鸣般的鼾睡声。我吃了两片“安定”。关了灯，才朦胧睡去。
一天半夜，我忽然醒来。眩目刺眼的灯光里，见他穿一件白色背心，白布短裤衩，安详地坐在沙发上，默默地吸着那种廉价的小雪茄烟。他那剪成鲁迅式的平头，以及在他的上唇刮得短短的胡子，有如银色的针一般闪着光。
“萧老，是不是我打呼噜把您惊醒了？”
“不是。”他摇头说，“人到了老年，半夜总要醒一阵子，然后便一觉睡到天亮。”
“我陪您一会儿。”我说着下床去坐在他身边的沙发上，燃起一支香烟。在缓缓飘散的烟雾里，我们东拉西扯，谈天说地。我想到文艺界长久以来存在的不团结，乃是三十年代所造成的内部裂痕，它的阴影便投落在我们的心上。但在这方面，萧老谈的不多。我只是贪婪地听着鲁迅和左联的种种轶闻趣事，鲁迅对他和萧红二人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我问他为甚么同萧红离婚？
“没别的原因，就是性格不合。”他平静的语调超越了往日的离愁。“她性格温柔安静，需要一个写作环境，一个舒适的小家庭。我性格粗鲁，决心走向抗日战场。战乱中，在一个小火车站见了最后一面，便分手了。”那快要泯灭的记忆，和某种遥远印象中的依恋神情，在他有齐唇短胡子的脸上闪现了一下。
一个是在那黑夜阴影里栖身的生死场上柔弱女性，一个却使人想起八月乡村中，那猛地冲击着风暴的雷雨。但是我转变了话题。有些新奇的突然的疑问在我心中激起：“萧老，1948年在哈尔滨，您为祖国的尊严展开的一场辩论，现在看起来您是完全正确的。可是，难道您没有想到当时国内国外的具体情况，您是非倒霉不可的吗？”我问。却没有说出长久以来我思索过的：即便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尊严，也往往是以屈辱为代价的。
“是的，我知道会倒霉！”他心平气和地回答：“但是我必须那样做！”他毫不含糊地说。我看见作家的正义和勇敢在他的眼睛里闪耀，那是他无罪灵魂发出的光明，曾经渲染过他流亡的岁月。
屋子里静悄悄的，整个城市都睡在夜的怀里。
我害怕我的谈话会引出悲伤的调子，淹没这位老人充满自信和力量的心声。于是，我带着快活的笑容说：“您倒霉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出版了您的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那是冯雪峰担任出版社长的时候吧？”
“冯雪峰不敢出版！”萧老的回答出我意料。因为我知道，他和冯雪峰是三十年代的好朋友。“我给毛主席写了封信。”他缓缓地好像是从烟雾里吐出的声音：“毛主席在我的信上批示：‘萧军的作品还是要出版的’。我拿去问冯雪峰：这回你出不出？他说：你拿来上方宝剑，我当然要出。”
于是谈话转到在延安他和毛泽东的交往。我觉得奇怪，被迫害三十年，尤其是十年动乱以后，他对毛泽东仍然有着深沉的爱。由不得问他：“毛泽东发动这场灾难性文化大革命，您怎么看？”
“这是历史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他回答说。又那么挺直起胸脯，把一个手指悬空地使劲儿朝下戳了一下，上唇的短胡子也掀动起来了。“历史是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他习惯地拖长着尾音。
从这以后，我们几乎每个夜晚都醒来闲话一阵。那时，十年动乱虽然早已结束，它的阴影却仍旧笼罩着我。有时我最真心的笑，也深藏着某种痛苦。对于我能倾诉衷肠的，才使我解除忧愁。我以为国家和民族的形象，是若干世纪以来，人民和领袖人物所造成的结果。怀着健壮的灵魂，以屈辱为代价，争得尊严的作家的出现，乃是国家民族之希望的证明。于是，我给萧老画了一幅墨竹，又写了一首小诗赠他：
挺然一倔竹，雪里更苍青。
久识天地心，从不怨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