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愿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我与副刊的情谊

祝愿
夏衍
今年6月15日，是《人民日报》创刊40周年纪念日，《大地》的前身文艺副刊，则是32年前的7月1日诞生的，这正好是提出双百方针之后不久，文艺界额首称庆的时刻，作为一个长期的读者和不止一次给副刊添过麻烦的作者，谨向编辑同志们表示祝贺和感谢。
我是1955年秋从上海调到文化部工作的，记得第一个要我给副刊撰稿的是林淡秋同志，淡秋是我的同乡好友，一个真正的老实人，所以他向我约稿的方式很特别，第一句话就是：“给党报副刊写文章是党员作家的责任”。责任是不能推卸的，可是我在副刊写的第一篇杂文《废名论存疑》就引起了麻烦。原因是我来北京之前到我故乡浙江去了几天，发现不仅我童年时期熟悉的路名改了，连百年老店的“孔凤春”、“颐香斋”这些店名也废掉了。那正是公私合营时期，废名之风甚盛，街道是解放路、人民路，商店是第一食品商店、第二百货店，中学也改成了第几中学等等，连闻名全国的“西湖十景”，也因为有乾隆皇帝的御题而不让再提了，于是我就写了这篇不到一千字的杂文。写杂文难免要讲俏皮话，于是我说，这样改下去，将来寄一封信可能会写成“第一省，第二市，第三县，第四街×××号人了。”好在当时是开放时期，只是少数人有意见，我用的又是另一个笔名，淡秋给我保了密，没有挨批，事情就过去了。
第二次闯的祸就严重了，那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我随茅盾、冰心、文井、田间等同志到开罗去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归途路经广州，恰巧碰上了“广州会议”，听了恩来同志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和陈毅、聂荣臻两位老帅的发言，精神为之一振。回到北京不久，陈笑雨同志来找我，说文艺副刊打算辟一个杂文专栏，主旨是“配合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杂文的方式来“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加知识”，笑雨同志说这个专栏叫“长短录”，是沫沙同志定的，沫沙、吴晗、孟超是班底，希望我也参加，并问我还有什么人可以推荐。提到孟超，我很快就想起了在桂林办“野草”的五个人，可叹的是聂绀弩和宋云彬已划成了右派，秦似也挨了整，已经没有写作的自由了，于是我推荐了另一位杂文能手唐弢。这个专栏于同年5月4日以廖沫沙的《长短相校说》开场，每隔三五天一篇，到这一年冬“写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前后，就无疾而终，大约有40篇左右。其中孟超写得最多，共13篇，我写了8篇。回头来看，这三十几篇杂文，多数着眼于“增长知识”和“活跃思想”，我写的8篇中两篇是科学小品，其余谈的是戏剧和文风，有一点“匡正时弊”意味的只有《从点戏谈起》一篇，原题是“听相声关公打秦琼有感”。当时我在文化部门管外事，招待外宾的文艺晚会的节目，大都是我和徐平羽商定的，我也算是一个“戏提调”，写这篇杂文与其说是损人，不如说是自嘲，可是后来康生和江青争着对号入座，说我指桑骂槐，批评他们的瞎指挥。康生在昆明硬要关肃霜演《十八摸》，江青在杭州要一位青年演员演《游龙戏凤》，这些事戏曲界都知道，所以他们有点心虚，这样一对号，问题就严重了。他们还拿《长短录》这三个字来做文章，说开辟这个专栏的目的是“说资本主义的长，道社会主义的短。”1964年文化部、文联整风，我罢了官，到山西介休去搞四清，1966年5月，我从广播中听到了“五一六通知”，回到北京投案，才看到点名批《长短录》的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和“两报一刊”的《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把《长短录》和《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并列，号召“革命小将”“群起而诛之”了。在“文革”中我是重点对象。文章写得多，可抓的辫子也多。所以对我说来，《长短录》只不过是“滔天罪行”中的星星点点，即使不写这些杂文，也还是“在劫难逃”的。可是一想起邓拓、吴晗、孟超、陈笑雨同志，一想起为了这个专栏而受苦受难的副刊编辑部的同人，那么直到今天，还会伤心落泪的。在《祝愿》这个题目下，过去了的伤心事，不说也罢。
古话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副刊已经在坎坷的旅途中跋涉了32年，主持其事的人够辛苦了。但这辛苦还是有收获的，乔迈写的《带来好运》（6月11日八版）就是一个例子。而立者，站稳脚跟，不怕风吹雨打之谓也。愿副刊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继续在大地上耕耘播种，为百花竞放的春天催风送雨。
1988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