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街头书摊扫描 [复制链接]

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少儿读物与“色情文学”和平共处，“日进斗金”的后面也有无尽的苦衷……
北京街头书摊扫描
本报记者 袁建达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熙熙攘攘的大街旁边，一溜摆了3个带篷的书摊。书摊柜台上一半放着成套的少儿读物，一半是琳琅满目的翻译小说和通俗读物。悬挂在篷下的彩色图书广告，印着“性感”强烈的女性和刺激性较强的语言。一位少女姗姗而来，拿起一本杂志，翻了翻，飞红了脸，悄悄地走了。另一位小伙子，不慌不忙地挑了四五本杂志，付了几元钱，一边走一边对伙伴说：“嘿，真带劲！”
这类个体书摊，目前在首都街头随处可见，据说有700多个。他们通过个体、集体、邮局和书店等渠道进书，按定价出售，从批发价中赚取利润。人们已经注意到，自从去年下半年以来，街头书摊出现了一种新现象，这就是：外国翻译作品和港台通俗作品大量增加了，不少图书和书刊广告中的色情描写日趋公开化。往日被人们认为是“黄”的东西，如今已堂而皇之地张贴在公众场合，于是，有人大声疾呼，要求查禁这类伤风败俗的“精神鸦片”；有人却不以为然，认为这是社会发展中的正常现象。在这场时断时续的争论中，个体书摊首当其冲，成了人们批评和注目的中心。
记者骑着自行车，从朝阳区转到东城区，观察了十来个书报摊。在东大桥路口的一个书摊前，我故意问年轻的女摊主：“有《×××》吗？”她一边整理书，一边笑着回答：“一天问一百遍了，哪儿还有！人家说是‘黄’的，不让卖！”“谁说的？”“青年报。”“报上说了管用？”“那可不？报上一批，我们就不敢卖了。”《×××》是美国人写的小说，内有赤裸裸的描写性挑逗、性生活的语言。类似的书还有一些。这些书十分畅销，往往一拿出来，即被抢购一空。
有人以为，上述书籍准是来自非法出版商。其实不然。我在书摊上随意翻阅了几本比较“暴露”的书刊，发现它们都是由正式出版社于最近出版发行的。这些书刊往往注明是“暴露了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社会本质”一类文字，给人以现代幽默之感。
值得一提的是，有的书刊缺乏文学性，内容也无多少色情描写，但书（刊）名却“吊人胃口”，插图也“勾人魂魄”，成年人看看倒无妨，对于涉世不深的青少年来说，确属有害无益，不可等闲视之。
记者在书摊前同主人闲聊，他们大多惊慌不安，唯恐又要刮什么“风”，查禁什么书，砸了他们的饭碗。北京站前街一位姓郭的摊主连声说，他的书90％从邮局批发来，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我们不但卖书，也要讲精神文明，乌七八糟的书说什么也不能卖！”他有60多岁，对执行政策一点不含糊。看看他的书，果然也没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地方。一位青年悄悄告诉我：“他是拣了个好地方，什么书都卖得出去。要是换个地方，恐怕要饿肚皮哩！”
同邮局、书店这类国营书报零售点相比，个体书摊对马路读者更有吸引力。据我观察，光顾个体书摊的，除了一部分普通市民之外，绝大多数是外地来京旅客和十七八岁的青少年。青少年阅历浅，好奇心强，尤其对性有一种神秘感，加之我国性教育落后，这些书刊便成了他们“启蒙”的教材。据公安部门调查，如今由于阅读带有色情或性描写书刊而直接诱发犯罪的青少年，已不在少数。东城区团委副书记陈巨宝说：“什么叫文学的突破？什么叫淫秽或不健康？没有一个标准，也没有什么人来指导。如果有关部门经常在报纸上推荐或评介一些适合青少年阅读的书刊，提高他们的阅读水平，总比今天批这个、明天禁那个强！”
人们都说个体书摊赚钱多，殊不知他们也有难言的苦衷。遍布全城的个体书摊拾遗补缺，方便了读者，丰富了首都人民的文化生活，但是，他们往往成为舆论指责的中心和有关部门查禁的对象。
东城区朝内街道办事处创办的京京书店经理李宝琪，谈起这些，心里甚觉不平。他说，书摊上的书刊，绝大多数来自正式出版机构，经那里的编辑、负责人审定的，如果其中出了什么问题，也应由那些人负责。个体书摊说白了就是书贩，目的是赚钱。当然他们也有建设精神文明的责任，但对他们不能要求过高。只要他们合法经营，就要受到法律保护，不能动不动就去敲打他们。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个体摊主告诉记者，他在街头摆书摊，要经常接受税务、市容、公安、物价、综合治理等部门人员的检查，有些执法人员“借”书不还，要烟要酒，若得罪了他们，就会受到严厉的报复。
目前，北京书刊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书贩们不经营一些“暴露”的书刊，就会被同行挤垮。据说，北京市集体性质的批发书店仅有9家，但地下的批发商难以计数，进书渠道密如蛛网。那些想要
“严肃”一点的摊主，也不得不随波逐流，做一些违心的事。
不管是呼吁“救救孩子、救救青年”，还是提倡“大禹治水，疏通引导”，个体书摊的作用和问题都是确实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