秧苗记得大地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我与副刊的情谊

秧苗记得大地
未央
35年前，1953年春天，《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我的一首小诗。我终生难以忘记。
1952年冬天，我们一些年轻人从朝鲜前线回国学习。经历了“烽火连三月”的出国作战，对“祖国”这个字眼有一种从未体验过的亲切感。当汽车从鸭绿江的冰面上开过的时候，大家都要求停下来，下车看看。打量一下母亲的面容，观察一下两岸的景色。一面是战火硝烟，一面是车水马龙。战争与和平在这里划出了一条鲜明的分界线，使人震惊。大家感慨万分，说不出话。当时我被眼前的景象和同伴们的情绪所感染，很是激动。后来，写成诗，投给了《人民日报》。因为我常看《人民日报》的副刊，喜欢上面的作品，所以自己写了稿首先就想寄给他们。当时竟有胆量向全国一家大报投稿，大概是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不懂世事的缘故。全国那么多作家、高手为他们写稿，一个无名小卒的几句歪诗能引起注意吗？这几句歪诗能登大雅之堂吗？当时我没想这些，只觉得心里有话要说，有热乎乎的感情不能自已，写出来了，就寄出去。虽然幻想发表，但也没抱多大希望。写出来就算了，登不登无所谓。稿子用的是笔名，没写本名和地址，没贴邮票，往军邮箱里一丢，万事大吉。没想到，不久诗就刊了出来。在报上看到自己的“作品”时，真不敢相信。诗做了修改，变动了个别句子和韵脚，使其完整。原题为《车过鸭绿江》，改为《祖国，我回来了》，显得响亮了。使我惊讶的是，题目下面还有一段编者按语：
这是本报编辑部收到的寄自开原的一首诗，作者没有写真实姓名，但在稿末附言中说：“我是一个志愿军战士，回到祖国，真是有很多话要说。”我们认为这是一篇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热情的作品。编者按语对一首小诗如此过誉，当然不是因为这首诗有多么高的艺术价值，而是它所表达的那种感情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征。我清楚这一点，不会忘乎所以。编者给我这样大的鼓励，我当然很感激。但那时太不懂事，不曾写封信去表示谢意，也未探问是哪位编辑同志对我垂青。那时候已实行稿费，我因没写地址，稿费无法寄来，我也不去管它。过了几个月，我去北京学习，寄上第二篇稿子，这次写了真实姓名和地址。副刊部当即热情回信，表示很高兴知道了我的下落，并要我去领稿费。那时我仍不懂礼貌，没有去副刊编辑部拜访，也没打听是谁发现、修改和发表我的拙作。又过了半年，我给《人民文学》投稿后，收到诗人袁水拍的信，才知道是他处理了我的小稿。他的信热情洋溢，还寄赠了《马凡陀山歌》。他很忙，我不善交际，我们只通过两次信。我虽然去过几次北京，始终未去拜访，未能见面。但我和《人民日报》副刊的情谊却日渐加深，我寄去的稿子不多，大都采用了。发表了一些诗和散文，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东西，辜负了他们的期望。
《人民日报》发表我的第一首诗，使我鼓起了跋涉文学之路的勇气。他们认真阅读万千群众来稿，像园丁一样辛勤劳动，令人起敬。几十年来，每一想到《人民日报》副刊，我就油然而生一种亲切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