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区之地 [复制链接]

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文学作品

区区之地
齐明昌
采访天津市河西区留给我的印象是如此强烈，以致当我置身于区政府那间漂亮、庄重而又富于现代情趣的会议室时，眼前仿佛仍然矗立着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新建筑：体育馆、文化馆、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柳林度假村、图书馆……
天津市的一个区，论级别是硬碰硬的地师级，但论经济实力却不如一个县，论地盘还不如一个乡大。在本来就狭小的地盘里，还林立着许多不属于区管辖的工厂、企业、机关、商店、学校……如果仅仅是小，还有令人乐观的一面。问题是区区小区，处处不能独立，事事要受制约。在这样一块弹丸之地，河西区的领导们是怎样干成一番事业的？建设资金从哪里来呢？
土地的奉献
区长刘峰岩双眉紧锁，心事重重。本来不丰润的脸庞，现在益发显得憔悴，脸色黄焦焦的，如大病初愈，两只眼睛也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他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困境，把他逼进困境的东西是钱。
天津市政府要改造马路比胡同高、胡同比宅院高、宅院比房高的“三级跳坑”式住宅，这是市政府今年为人民群众办的十件实事之一。河西区这类住宅很多，仅今年需要改造住宅两千多户，市政府得拨款900万元。刘峰岩早组织一些专家测算过了。无论怎样精打细算，巧妙安排，900万元都不够用。倘若加上拆迁周转费，按眼下的造价，最便宜也得3400万元！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耻于谈论金钱，似乎金钱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是万恶之源。然而现实生活中，尤其是经济建设领域里，没有钱寸步难行。一座建筑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金钱垒起来的。刘峰岩手里没有《天方夜谭》中阿拉伯神灯，也没有摇钱树，去哪里弄这笔巨款呢？
他在苦苦寻找摆脱窘境的出路。一天，他到市政府去开会。会上，各区的头头们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资金问题。李瑞环说：“你们是守着烙饼挨饿。你们手里有土地，可以搞房地产开发嘛。建设中环线，我也没有钱，我靠的就是房地产开发。”
房地产开发，对于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人说，是个十分陌生的事物。刘峰岩也不例外。这个在华北平原上长大的农民的儿子，从小就知道土地的价值。粮食、蔬菜、油料、水果、棉花……吃穿用无一不来自土地的奉献。上了大学以后，他知道在城市中，土地可以建工厂、学校、商店，可以修筑道路。近几年随着对外开放，国外的许多信息涌进来，一些房地产诉讼案不断见诸报端，土地可以转化为金钱这一点，在他头脑中逐渐明确起来。但是，这些都是在外国或旧中国，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房地产开发能行得通吗？
常委们顾虑重重，刘峰岩也有点犹豫。这时，北洋工房居民搬迁的情景又浮在他的眼前……
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他站在黑压压的人群面前，用扩音器高声宣布：北洋工房是1920年北洋纱厂为童工建的简陋的居室。解放30多年来，这里的居住条件仍然没有改善。“大雨水上床，刮风吹透墙”。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翻了身，但住房条件还没有变。现在，市政府、区政府决定拆掉这些破烂不堪的房子，在这里建设2.9万平米全新的住宅楼，保证大家当年迁出，当年建房分房，当年搬回……他的话还没讲完，就被渴望改善居住条件的人们的掌声打断了。
散会之后，立即掀起了搬迁高潮。476户居民，只用了六间周转房，没签协议，没领周转房和私房补偿款，两天之内就全部迁出了旧居……
刘峰岩不再犹豫了。别说是搞房地产开发，就是压沙求油，我也干！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市政府下达了文件，要求各区统一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市政府给河西区拨地150亩，拨款120万元。河西区经过认真研究，决定让几个有经营房地产经验的人负责。于是，开发公司就开张了。
开发公司要经营商品房的消息不胫而走，购买房屋的单位和个人纷至沓来。在大城市，房子问题成了许多人的心病，一沾房子就玩命。现在有卖房子的地方，还不捏扁脑袋往里钻？但遗憾的是开发公司眼下手中还没有房子，有的仅仅是一块地皮和一迭图纸。渴求房屋的人并没有因此退却，他们说：“房子没盖好没关系，咱们签个合同，你们把图纸上的房号落实下来，我们就交款。”
“这不是开空头支票吗？”开发公司的人说。
“我们相信政府。”
“光有钱不行，我们没有‘三大材’（钢材、木材、水泥）指标。”
“我们自带指标。”一些握有指标但征不到土地的单位说。
开发公司拿不定主意，来找刘峰岩。
“人们愿买就卖给他们。”刘峰岩很肯定。
“外面风言风语地说我们卖的是‘鬼楼’——没有楼，就先收钱。”
“等我们把楼盖起来，人们就不会这么说了。”刘峰岩说，“为人民办好事，光任劳不行，有时还得要任怨。”
房子——应该说是画在图纸上的房子——陆续卖出去了。急需的资金拿到了。北洋工房、东楼等地两千户居民的住宅楼破土动工。画在纸上的那些房子，也在小海地平地崛起，日渐增高。人们莫不欢欣鼓舞。
开发公司站住了脚。纸上谈兵的“鬼楼”，转眼间拔地而起，成了一座座漂亮而又舒适的住宅。改造旧住宅、绿化环境、兴建文化设施急需的资金源源而来。北洋工房等地2000户居民如期迁回新居。在北洋工房的新住宅落成时，李瑞环题字，把新住宅区命名为“北洋新里”。刘峰岩每当坐车经过，或者漫步在这些让他振奋又使他焦灼过的建筑群中间时，心头总要涌起亲切温暖之情。他又一次感到了慈母般的土地的力量和价值。
“打鸣的”和“下蛋的”
区委书记刘瑞生白天的工作总是紧张的，像拉满的弓。到了晚上，也并不轻松。他要接待来访者，还要照顾偏瘫的妻子。他的妻子是在十年浩劫中遭受迫害而致瘫的，至今说不清话，生活也不能自理。他照顾妻子睡下之后，一个人还要思考明天的工作。
一天晚上，一阵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来访的是一位离休的老同志。寒暄过后，老同志谈起区里搞的一些新建筑和新住宅，说：“我都看过了，不错。不过，作为一个区，不能光搞‘打鸣的’，还要搞‘下蛋的’。”
老同志走了。刘瑞生心里像被蜂螫了一样刺疼。这一两年区里搞了一些基本建设，但这些项目，并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不建住宅，人民就会仍然拥挤在低矮、潮湿的“三级跳坑”中；不建体育馆、游泳馆，许多体育项目至今还是零；不建图书馆、文化馆、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精神文明建设就是一句空话。这怎么能叫“打鸣的”？我们搞这些项目，费了多少精力，担了多少风险，容易吗？他感到有点委屈。但这时，对一件往事的记忆又很快抹去了这委屈。
那是他接待外省来的一个县干部的事。这位县干部是来洽谈横向联合的。洽谈中，他一再表示他们是个穷县，乡镇企业底子薄，基础差。“乡镇企业年产值少得可怜，只有三五个亿。我们省，好的县一般有十几个亿，有的还要多。”当时，刘瑞生心中有如飓风吹过震撼不已。今天回想起来，这种震撼更显强烈。我们这个区的工商业产值也不过才一个亿多一点，连人家的穷县都不如啊！从这一点看，老同志的意见不无道理。
第二天，他向区里的几位领导转达了老同志的意见。许多人同他刚听到这些意见时一样，也感到有点委屈。分管城建的区长刘峰岩也说：“我们搞的这些项目，是增添城市活力的项目，也是人民最关心又迫切需要的项目。这些项目，不光会‘打鸣’，而且也还能‘下蛋’。图书馆一年盈利8万元；老干部活动中心（包括招待所）开业半年就收入21万元；体育馆剪彩不到一个月，赚了1万元；文化馆不仅能自给自足，每年还能上交利税。退一步说，这些项目即使不盈利，不‘下蛋’，光‘打鸣’报晓也很需要，也还可以当肉鸡吃嘛。”
分管生产的副区长夏宝龙说：“我们也搞了‘下蛋’的。在大沽路上，我们搞了商业一条街；在尖山我们搞了河西区食品街，集中了27家店堂，经营150多种地方风味小吃；我们有327个企业，600多个商业网点，我们区完成计划、上交利税，在全市是最好的区。”
还有人说：“他们不在第一线，不了解情况。”
刘瑞生十分理解这些同志的心情。他说：“离休的老同志提意见，提建议，说明关心我们的工作，我们都应倾听。以前我们区对‘打鸣的’和‘下蛋的’都抓了，还抓得较有成效，那么，我们还有没有要改进的余地？比方说，我们区的工商业产值还比不过外省的一个穷县，这是不是说明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差距？今后，我们还要像以往一样，‘打鸣的’、‘下蛋的’一齐抓，并且，要进一步扶植‘下蛋的’，让‘打鸣的’也‘下蛋’！”
一席话说得大家心平气和了。
人的思想往往是很复杂的，想通了的事情有时还会一时想不通。在对待第二日用化工厂的问题上，人们的认识又出现了分歧。
第二日用化工厂不是区属企业，但要在河西区上交利税。他们缺少流动资金，买不来急需的原料，十分着急，想找河西区借款200万元。河西区的资金也十分紧张，200万元不是个小数字，一些人不同意。问题反映到刘瑞生和刘峰岩那里。他们觉得应该扶植这个“下蛋的”企业，力排众议，借给二日化200万元。不久，这个厂要扩建，征不到土地，他们想迁到河东区。刘峰岩、刘瑞生闻讯，立即派人帮他们征地40亩，使他们的扩建工作顺利进行。这个厂在河西区的扶植下，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上交利税1000万元。
1987年，河西区由于注意全面发展提高城市功能，工商业发展很快，实现产值营业额1.7亿元，利润达1450万元，分别比去年增长25.2％和11.7％。全区330多个企业，生产规模逐渐扩大，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十八街的大麻花除保持原来的优势外，还在本市增设五处分店，在石家庄、太原、郑州等地也建立了分店。河西针织厂出品的针织毛衣，不仅畅销国内，而且大量远销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该厂出口羊毛衫占天津市出口量的四分之一。大昌隆金属厂产的裸铜线除供应国内配套外，已打入东南亚市场。河西旅游服装厂的产品稳固地占领了北方市场，一跃成为天津市的“拳头产品”……
每当人们谈起这些成绩，刘瑞生总是诚恳地说：“这里面也有许多离休的老同志的心血。”
在河西区的采访就要结束了，我再次漫步在河西区的土地上。路旁又搭起了脚手架，新的建筑又在崛起。商业一条街上生意兴隆。食品街上顾客云集……河西区的干部们将同这里的人民一道在这块“区区之地”创造出新的业绩。
〔本文节自《当代企业家》198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