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四十年的交往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我与副刊的情谊

难忘四十年的交往
徐迟
1949年6月，我从江南小镇来到北京。不几日就看到了《人民日报》。这以后它成了我每天必读的报纸。一转眼，它一天一天地出版了四十个年头，达到了它的“不惑”之年了。多么可喜！可贺！
40年间，我这支秃笔是已从不会写，到渐渐会写得流畅一些，总算为这报纸的副刊写了不少的诗文。因而颇有兴趣地查点了一下。这多年为党报写了一些什么，写了多少？查点之下，共得49篇，其中诗11题14首，文38题，似乎还有遗漏，尚待查清。所写的主要内容是在全国许多基本建设工地上的采访见闻。有几篇在署名之前，还挂上了“本报特约作家”的称号。在查点之中，想起了许多往事，使我怀有对副刊的感激之情，它又激起了我的浓郁的感慨。
余兴未尽，索性又查点了一下自1942年——1946年的重庆《新华日报》。一共查到31篇，内容较多而广，笔墨似更流畅。1946年的1月2日，刊出我一篇，作为八年抗战的文学总结性论文《在泥沼中》。文中说到我们的文学大体可分为“应该写”的和“愿意写”的两大类。两者能完美统一的，不多。而各写各的，不少，则各有利弊云云。我借用了对两位大作家的作品评介，说出了我自己内心的徬徨。
1949年夏在北京，捧着第一次文代会赠送的全套50本《中国人民文艺丛书》，读得又惊又喜。自惭形秽，觉得我必须收起自己的一套，努力学习，到工农兵群众中，哪怕生硬地楔入生活也好，暂时不能动笔了，不写作了。1951年初是在朝鲜志愿军总部和开城。1952年半年在广西的柳城县三个乡中土改。1953年一开始就到了鞍钢的三大工程工地。这样，经过了兵、农、工三次生活体验，有所积累，也明确了自己的方向。至1953年4月18日，才在本报第三版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学报道，写鞍钢第八号高炉建成，点火投产的《难忘的夜晚》。到钢城来向我组稿的是文艺部的同志，最初给我带路的人我还没有忘记。
往事历历，尽在记忆中。接着写了《汉水桥头》和《真迹》、《长江桥头》、《归来》，与方纪合写的《欢乐的“火把节”》、《三门峡序曲》。党报发表它们，极大地鼓励了我。当年我有志于做中国工业化的记者，基建工地的发言人或代言人。接连五年奔走在全国的工地上，对未来的蓝图已看得十分真切，对全国建设的一盘棋了如指掌。可惜中国作协要我编了一年诗刊，又下放我到葡萄园中去劳动了一年，后来又编了两年诗刊，然后将我左迁到湖北武汉。然而来到了长江大三峡的工程上，我却挂了一个空，等了二十多年也未等着。一连几年做的都是我不愿做的事，但又都是应该做的事，故不能让我挎个挂包满天飞，以至我所梦寐以求的为建设一个新中国和为建设一个新世界而歌唱的美梦，终未做成。
积十五年之沉默，蕴无限之忧思怨愤，1978年我才写出了一篇《哥德巴赫猜想》。报纸在转载它时所加“编者按语”云：“科学技术领域是层峦叠嶂的壮丽高原，是繁星灿烂的无垠长空，期待着更多的作者去探宝。”如今重读这语重心长的编者按，还不能不感到异常地激动。我们多么愿意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我多么应该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环顾当今的文学界，愿意写与应该写的矛盾在我国许多作家们身上是已经解决的了。我们愿意写的正是应该写的作品。而应该写的作品，我们的作家也愿意写出，完全有能力写出它们来。对立是能够统一的，但矛盾却仍然存在。我们确还读到了一些包括部分老一辈在内的作家的作品，只是为了应该写而写，大量的作品未免淡而无味。我们确也读到了一些包括年轻一代在内的作家一个劲儿地写他们愿意写的作品，大量的篇幅简直是莫知所云。
如今我只写愿意写的文章，我愿意写的文章似也都是应该写的文章。好像我已不在泥沼之中。多数作家肯定都不在泥沼之中了。中国作家的这一进步非同小可。不过还未可完全乐观，现在还有一些人陷在泥沼中，应伸出手去把他们拉出来。
副刊的五、八版在这40年里，真是做了不少工作。我们写稿的是受惠者，我是深受其惠者。十年动乱过后，文艺部一位负责人，曾在一个风雨冰雪之夜，同我在天安门城楼之下，来今雨轩之前的台阶上，深夜长谈，他重新燃烧了我死灰中的余烬。文艺部及报社许多编辑都关心过我；一批闪光的名记者在不同的生活点上帮助过我。包括全国各地的许多记者站，以及派驻国外的驻巴黎的记者和驻联合国的首席记者等。把文章寄给副刊，比较放心，这是一个可以信任的编辑部。我们是在这样一个群体中为共同事业而默契地工作着。我决不会忘却他们的，这是40年的交往呵！怎么能忘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