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影评奖的思考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关于电影评奖的思考
陈昊苏
对电影需要评奖这一点，不会有什么异议，但对电影评奖如何设置，确实有不同的认识。
我的看法是：从电影的多种属性出发，电影评奖应该不拘一格。多方面评奖，尽管有时会重复，但对促进电影事业发展，只会有利，不会有什么坏处。
电影是一种大众化的娱乐。数以亿计的观众是电影的欣赏者，也是电影事业在经济上的最主要的支持者。他们当然有资格对电影进行评判，给他们认为优秀的影片以奖励。这种观众奖主要是通过各种报刊发起的读者评奖方式来进行的。最有影响的当推《大众电影》百花奖。无疑，我们支持这种观众奖，并且希望它所代表的观众面能不断扩大。
电影是代表一个国家总体文化水平的综合性艺术之一。电影艺术家作为电影作品的创造者，从发展艺术的角度对电影进行评奖，当然是必要的。我国目前最重要的艺术家奖是金鸡奖。无疑，我们也支持这种专家奖，并且希望通过协调更好地发挥它对艺术发展的促进作用。
电影是由国家举办的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政府履行对电影事业的管理职权，它有责任保护、支持并推进受群众欢迎并足以对外代表社会主义中国文化的电影事业。政府领导电影工作的手段之一，就是定期进行电影评奖鼓励那些优秀影片，肯定艺术家们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出的成绩，肯定电影艺术在继承传统、努力创新、面向世界、扩大民族文化的影响等方面取得的进步。广播电影电视部颁发的优秀影片奖，就是一种政府奖。我们呼吁广大观众和电影艺术家们，对于政府奖也能给以热忱的支持。
上述三种类型的电影评奖有各自不同的出发点，但它们并不是互不相干的，更不是彼此排斥和对立的。纵观过去多年百花奖、金鸡奖和政府奖的评奖结果，它们多数情况是一致的。这实际上说明群众、专家以及政府在发展电影事业的要求和评判标准上有基本一致的方面，这当然是好事。
由于政府奖的数额多于百花奖和金鸡奖（以故事片为例，政府奖每年可选8至10部，而百花奖只选3部，金鸡奖最多不超过2部），政府奖要维持自己的权威，就应特别注意掌握评奖的标准，不搞照顾，不搞平衡。政府奖要考虑群众的欣赏意向，要尊重艺术的规律，因而它对观众奖、专家奖不采取排斥的立场，相反，由于它对这两种评奖精神兼容并纳，因而更具有权威性。当然，在个别影片的评价上，有时几种奖也可能发生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允许分别给不同的影片以奖励，不要强求一律。也不要把这种不一致解释为彼此对立或互相排斥。
这三种类型的奖都不应该是单一的设置。观众奖除百花奖，还可以有多种形式的评奖，比如最近有些刊物发起评选十佳影星、导演等。专家奖目前只有金鸡奖，将来也可以考虑设置学院奖。还有各种电影节奖实际上也是专家奖。政府奖除广播电影电视部可以授予之外，政府其他部门也可以从反映本部门的生活出发授予电影奖，例如地质矿产部授予影片《男儿要远行》以“宝石奖”，这也可说是政府奖。我们希望这样的政府奖越多越好。
讲到这里，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观念问题：我们究竟怎样认识电影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电影是否值得我们给它这么多类型的奖励？假如对这些问题持否定态度，当然就会觉得电影的评奖太多太滥，评出来的影片不理想，……我的看法与此不同。我认为电影是受群众欢迎的娱乐方式，真正有群众观点就不能低估电影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电影代表了一个国家总体的文化水平，真正关心社会文明进步的领导人也不应该忽视电影在整个文艺事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的电影艺术工作者数十年来与国家人民共命运，面对各种艰难险阻，经历数不清的坎坷曲折，但他们仍坚守在民族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阵地上，努力创新，努力实践，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出色的贡献。他们理应受到党和人民所给予的尊重和礼遇，怎能说多给几种类型的奖励就多了呢？
当然，目前我们的电影生产情况不是很好。优秀的影片太少而平庸的影片太多，还有相当数量的很差的影片。如果说有群众观点，那我们确实应该注意群众对这种状况的不满情绪。但这不应该成为反对搞电影评奖的理由。首先，我们每年还是能生产出一批较好的影片；其次，评奖是对优秀影片的鼓励，其目的正是为了提高电影产品的思想艺术质量，以做到逐步减少平庸的作品。表扬先进可以起到鞭策后进的作用，这种工作方法，在别的战线都可以采用，为什么在电影战线就不能采用呢？
以上所说，都是一些认识问题。写出来并不是要和哪些同志进行辩论。我只是谈自己对于电影评奖工作的认识。而且我们在这一次的政府优秀影片奖评奖中就这样做了，希望能够得到各方面的同志们的理解。
即使肯定了评奖的必要性，在实际工作中要想把评奖做好，也很不容易。这次我们评选1986、1987两个年度的优秀影片奖（政府奖），采取了一些革新的做法。
首先是压缩评奖的数额。以故事片为例，1985年的政府奖授予十部影片。这次两年一起评，预定只授予十五部影片，实际上只评出十四部（有一部因得票不过半数而空缺）。数量减少并不一定反映影片质量下降，相反，它反映了评奖者希望提高入选影片的质量。
其次，是成立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评奖委员会，以老一辈电影艺术家夏衍同志为顾问，把电影部门的领导同志及工青妇、科协、教委、民委、总政、文化部的负责同志包括进来，委员会的主体则是电影工作者或电影行政管理干部。评委会的全体同志采取认真严肃的态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保证了评奖工作的顺利完成。
第三，是把过去通行的协商方式改为投票决定获奖影片的方式。事先拟定了一个比较严密的评选工作准则。20天中评委看了大量的影片，逐一填写影片评价表，然后根据评价表的汇总进行讨论，最后投票。必须有2／3的评委参加，投票方为有效，必须得到投票数半数以上的赞成票，才能当选。假如一次投票不能选出足够数额的优秀影片，则再进行一次投票。第二次投票仍不能选出，则允许部分名额空缺。事实证明，采取这样的工作程序，不仅保证了评选工作发扬民主，而且提高了效能。
第四，是发起了一定规模的宣传活动。过去因为对评奖工作有种种顾虑，影响了宣传安排。甚至轮到政府奖的宣传反而不如观众奖和专家奖。我们当然也支持对百花奖和金鸡奖的宣传，同时我们明确提出要加强对政府奖的宣传。我们安排即将出刊的《中国电影周报》为此次评奖工作专门编了一期特刊。对于入选的优秀影片当然要偏重于表扬，但我们希望注意全面性，不要一味说好。可以刊登对这些影片的批评意见。在这次获奖的故事片中，有一些是在社会上有争议的影片，如《芙蓉镇》、《老井》、《红高粱》等。政府决定给它们颁奖，就说明了我们对这些影片是肯定和支持的。至于观众中可能有不同的意见，我们欢迎进行讨论，政府的舆论工具可以向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当然，我们希望讨论采取以理服人的方式来进行，不要乱扣帽子。
最后，我们安排了一个与过去不同的颁奖大会。颁奖大会过分程式化，已经引不起公众的兴趣了。我们希望加强颁奖大会的艺术色彩，所以安排了一个音乐会，所选曲目为《流水操》和《欢乐颂》。前者是为中国电影事业作历史的写照，后者是为中国电影的未来表示热忱的祝福。在政府举行的颁奖大会上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其中有赞美上帝的歌词，这无论如何也应该说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因为，电影不是一种带有国际性色彩的现代文化吗？我们现在不是在改革吗？中国电影难道不应该走向世界在更广泛的天地里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立更大的影响吗？我呼吁人们对于我们这种颁奖大会的格局给以理解和支持。
我们准备今后电影政府奖的评奖每两年进行一次。我希望听到读者同志们的批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