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城该不该出现？——温州采访札记之二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这座城该不该出现？——温州采访札记之二
本报记者 陈健 姚力文
位于鳌江出口处的龙港，是我国第一座靠农民集资兴建的港口城。在“农民的创造”、“奇迹”、“真了不起”的称赞声中，又不时有“乱出风头”、“冒险、胡闹”之类的责难声。
这座城该不该出现？也成为我们关心和要考察的一个问题。
走进龙港，第一个印象是，这里与人们熟悉的农村城镇大不一样：烂泥地不见了，纵横交错的水泥马路把城区分割成齐整有序的“豆腐块”；草房和砖木结构的瓦房不见了，拔地而起的幢幢楼房群都是近年新建的；商店里卖的不只是日用百货，还有名烟、名酒、电冰箱、电视机以及洁白的陶瓷卫生设备；不仅有新颖大方的影剧院、宾馆、饭店，还有新建的公共厕所；还有那行色匆匆的市民，五彩缤纷的服饰……在这里，已看不到多少传统农业社会的景象，一种现代城市文明的气氛在感染着它。只有那定时开播的街头高音喇叭、奔忙的人力三轮车，带有几分农民质朴的热情好客的新市民，使你觉得这里与大都市相比，还存在着明显的乡土气息。
4年前，这里还是一个灯不明、水不清、路不平的偏僻渔村，唯一的一条方岩老街是一条石板小街，四周是荒凉的滩涂。1984年，经省政府批准，苍南县在此地筹建港口新镇，派陈定模（曾任钱库区委书记）来此安营扎寨。凭着县里拨给的6000元开办费，更凭着经济改革造成的创业大气候，短短几年，建成总长23公里的街道27条，上下水管道58公里，桥梁19座。变电所、交通站、自动电话、自来水厂、码头、冰库、学校、医院以及电视差转台等各种设施配套齐全。
农民建城岂只是争当“城里人”，更多的还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原来分散在乡村的专业户、家庭工业搬到龙港后，开始分享统一的供电、供水、商业服务等方面的城市化利益，有了更好的发展环境。龙港建城的过程，也是其经济急剧发展的过程。4年前的渔村工业总产值只有20万元，人均收入为180元；去年工业总产值已达8500万元，居民人均收入达1121元。
这么快，平地造出一座城，建设者主要靠两项政策：一是依靠先富起来的农民。这座看上去比壅塞不堪的温州市更可爱的新城，它的公共设施几乎全是农民掏腰包建的，4年的建设总投资2.46亿元，其中国营企事业单位的投资仅占5％左右；二是政府统一“炒”地皮。把原来的荒滩按所处位置分为五个等级的建设用地，农民进城建房，既要承担地面建设资金，又要按不同等级的用地交土地使用费。这么两项政策果然诱发出一座新城。
正在温州进行调查的浙江省农研室的顾益康，对我国农民进城之不易颇感不平。他说：伴随农村改革的历程，还有个农民进城的历程。改革前，我国农民与城市无缘；改革之初，农民开始以小商小贩等多种身份“混将进城”；随着农民经济实力的增强，农民开始以投资、办经济实体等形式“冲将进城”。但由于城市户籍制度、住房制度、粮食副食品供应制度、就业和教育制度等因素的制约，农民“混将进城”、“冲将进城”都难以较大规模地推进农村城市化的进程。走在改革前面的温州农民干脆来了个“自己建城”，较之“混进城”“冲进城”大大前进了一步，这是温州农村改革的一大收获，意义不可低估。
能不能进龙港，一度成为当地农民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和财富的标志。因此，有人把龙港称之为聚集多方能人的“农民精英城”。
龙港不仅是“精英城”，还是个勤劳的城镇。夜渐深，漫步龙港街头，不少家庭工厂仍灯火通明，机声隆隆，小商小贩迟迟不肯收摊，衣着漂亮的姑娘还在蹬着人力三轮车去赚钱，方岩下码头依然人来人往。记者在一个家庭工厂看见两位老太婆正给小小标牌穿线，穿好一个仅一厘钱的收益。大多数龙港人的钱就是这么一分一厘地挣来的。
可是，就在两年前，一位在思想界很有影响的同志对温州作过预测：像温州这种家庭工业和私营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大规模的集镇建设，难以进行；在浙北的绍兴、宁波和杭嘉湖那种地方更容易搞好集镇建设。温州改革和建设的发展却作出了相反的回答。
对温州的集镇建设，市委政研室副主任郑达炯作了一个简要的概括：“温州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给集镇建设带来强大生机，一批老集镇得到迅速改造，龙港式的新集镇相继崛起，温州东部的沿海地带已初步形成星罗棋布的集镇群体，许多建制镇已成为农村经济、文化的中心，对农村工业化、农村经济商品化和城乡一体化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龙港这座城该不该出现，实践已给予肯定的回答。5月中旬，来龙港参加“中国农村城镇化学术研讨会”的专家们认为，若能更科学地规划，从更宽的地缘经济上进行协调，进一步考虑与隔江相望的鳌江镇的互补关系，龙港将会成长为一座更有效益的明星城市，会在浙南海岸线上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