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新潮与史论建设——《中国美术辞典》出版感言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美术新潮与史论建设
——《中国美术辞典》出版感言
翟墨
上海辞书出版社集数十位专家学者之力编纂的《中国美术辞典》不久前问世。该辞典共收词目5816条、160余万字，分为通用名词术语；绘画、书法、篆刻、版画、建筑艺术、工艺美术、陶瓷艺术、青铜艺术、雕塑等9大学科10大门类，附有彩色及黑白插图700余幅，并在辞文中注明各代表性作品现藏何处或图录、著录何书，何时何地出土。不仅有利于读者较系统地掌握中国美术各门类的知识和提高审美欣赏水平，而且为研究者查找原始资料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引线，的确是一本既有史料价值又有学术价值的中型辞书。
近年来，美术思潮的极其活跃同美术史论建设的相对落后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一批具有超前意识的青年理论家和画家冲出传统的思维空间和艺术视野，在理论和实践上尝试了一系列的突破，为美术的发展带来了蓬勃生机。然而，在热闹了一阵之后，他们不同程度地感到底气不足。像冲出峡谷的激流跌入平缓的河道，他们在新的平静中寻求着如何在更深层意义上去获得整个文化价值系统的超越。他们清醒地看到，从共时态上，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形态，存在着文化时差的变化。处于后工业社会的西方美术同正向工业化社会发展的中国美术不可能完全同步。简单地移植模仿西方文化必然会搅乱、破坏中国艺术发展的生态机制；从历时态上，一切富于创造性的美术理论始终不能脱离美术对象在历史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无视深远的大文化背景，脱离历史的根基和眼光，单凭勇气去建构的理论只能是海市蜃楼。中国文化积累很厚，有着自己特殊的“基因”和发展规律，也有着许多有待发现和重新认识的问题。它的系统突变的滞后期，正是史论建设的最佳时期。接受了新观念、新方法的人回到传统的研究中去，由美术史家上升为美术理论家，才是一条深刻扎实的开拓未来的正确途径。
应该看到，美术新潮与史论研究过去的确存在着某种脱节现象。这不仅由于研究主体本身对史与论的关系存在着模糊认识：要么习惯于沿袭旧观念旧方法而忽略了经过独立研究的“论从史出”；要么只搞史料堆砌而忽略了正确意义的“以论带史”；要么套用西方现代艺术理论代替自己对史料应有的切实研究而变成了生硬比附的“以论代史”，而且由于研究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疏离：治史的人也许恰恰是对新观念新方法反感的人；治论的人又恰恰是对史料的收集、甄别、考证和梳理不屑一顾的人；而某些新潮画家更是从根本上厌恶史论、扬言要把史论家从画室赶出去的人。然而整个文化史将会证明：未来最有出息的艺术家，必将是掌握了新观念新方法而又埋头于传统的研究、发掘和改造，在异质文化与传统文化的高层大面上进行理论建树和艺术实践的有心人。而那些无视世界卫星云图风云变幻的封闭研究，或者停留在浅层面上反审美反艺术的矫情呼喊，都将不能为中国美术的发展做出有益贡献。
《中国美术辞典》的艺术家条目也证明，凡是在美术史上开一代风气或提出创造性见解的大家，无不是既有超前意识又有渊博学识和艰苦艺术实践的人。杨惠之善画而攻雕塑，“曾创壁塑技法和造千手千眼观音像”而至今令人叹为观止。苏轼长于诗文而追画理，“画竹从干底一直起至顶。米芾问何不逐节分画？答：‘竹生时何尝逐节生？’”的确是道前人所未道。他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等名言流传千古决非偶然。郑板桥的书法“隶篆参合行楷，非古非今，非隶非楷，纵横错落，自成体貌”，也跟他不合流俗的诗画“怪”学息息相关。其他如石涛、八大、齐白石、陈子庄等莫不如此。他们并不安于传统。他们在当时也都是“新潮”。他们对传统的熟悉、改造乃至“背叛”，也构成了传统的组成部分。董其昌称明代制墨家程君房：“百年之后无君房而有君房之墨，千年之后无君房之墨而有君房之名。”可视为对所有为民族文化做出划时代贡献的艺术家的赞词。
《中国美术辞典》的出版适应了美术新潮由骚动冲撞向冷静深刻转化的契机。它不仅为中国美术的发展而且为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增添了基石。我们希望它是中国美术史论基本建设的一个良好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