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伊消得人憔悴——记《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及为其辛勤工作的人们 [复制链接]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

为伊消得人憔悴
——记《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及为其辛勤工作的人们
本报记者　余章瑞
意大利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斯卡利格（1540—1609年）说：“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判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折磨和痛苦。”
编词典竟是这样困扰人吗？我想起我国语言学家陈原说过的话：“‘傻子’才去编词典，编词典不是人干的事情，而是‘圣人’干的事情。”
4月27日，在上海文艺会堂开《汉语大词典》第二卷出版发行会，夏征农、边春光、吴文祺等同志讲话，都向长期从事大词典编纂工作的同志表示敬意和感谢。
《汉语大词典》，一个浩大而艰难的工程。
历史交给的任务
汉语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语言，典籍浩繁，古今变化层出不穷。拿《尚书》、《诗经》的语言同现代语言比，是多么不同！加上方言分歧、口语、书面语、专业用语和作者习惯用语在群书上互见迭出，读者很难一一索解。趁现在我国一批老语言学家还健在，一大批基本功扎实的中青年语言学工作者成长起来，编一部《汉语大词典》是事不宜迟的了。
汉语又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英语人口是3亿，加上拿英语做第二语言的3亿，共6亿人，而说汉语的人，包括海外的，足有10亿。编一部尽收古往今来汉语语词的大词典，当然是必要的了。
一些语言学家说，当一个民族和国家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都要着手整理它的语言文字，编出大型的语文词典，使民族和国家的机能发挥得好一些。西方一些国家在19世纪或本世纪初就完成了这项工作。那些反映该国语言全貌的词书，受到本国政府和人民的重视，认为是国家和民族的骄傲。我国是个有编字典优良传统的国家，从《尔雅》、《说文解字》到《康熙字典》，2000年来出的各种韵书、字书不算少，却没有一部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大型语词词典。新出的词书，不是偏于古汉语或现代汉语，就是重在百科。我国语言学家早就想编一部大词典了。1930年前后，黎锦熙等先生就筹备成立了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可是没怎么工作，抗日战争开始，编纂处迁到陕西；结束时迁回北京，解放战争又开始了。1956年制订科学研究12年规划，语言学规划中有吕叔湘先生起草的《汉语大词典》这一项，也因大跃进和10年动乱而搁浅。在那10年中，一些只有几万、几十万人口国家的代表团来访，送来他们的大词典，而我们的接待单位搜遍全国只有一部《新华字典》，出现了“小国送大书，大国送小书”的难堪局面。1975年5月，出版部门在广州召开词典规划座谈会，提出编纂《汉语大词典》和其它词书的规划。周恩来总理在病床上审阅批准了这项规划。9月，成立《汉语大词典》工作领导小组（后改为工作委员会），陈翰伯任组长（主任）。后来，罗竹风任《汉语大词典》主编；又成立了学术顾问委员会，吕叔湘任首席顾问，王力、陈原等13人为顾问。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和上海五省一市34个编写组，458名语文工作者干了13年，终于出版了第一、第二卷。全书预定12卷，外加索引和附录一卷，共13卷，5000多万字。计划在1992年或稍晚些时候出齐。
一项浩繁的工程
当问到《汉语大词典》的性质，主编罗竹风说：它是一部语文词典，只收一般语词，不收百科词，对专科词的收录以进入一般语词范围的为限，它的服务对象是语文研究和教学工作者，并帮助文、史、哲、经、法等工作者，解决阅读古今著作和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它是一部大词典。日本诸桥辙次编的《大汉和词典》收词55万条，台湾张其昀主编的《中文大辞典》号称40万条。《汉语大词典》预计收37.7万条，表面上看比它们少，实际上并不少。因为它们的内容庞杂，收了许多不成词的“词”。我们收的词条要力求完备，应当收的一定要收，尽可能做到不遗漏，并努力做到义项完备，辨析准确，书证丰满。
《汉语大词典》与四川、湖北两省负责编纂的《汉语大字典》的分工是：前者以词为释义对象，考察汉语词汇的产生、发展和流变，即使收单音节词（即单字词），也只收古今有例证的活字，不收无例证的“死”字；后者则只收单字，不管死字活字，凡具有形、音、义的单字一律收，不收复词。
编这样一部大型词书，工作量是很大的，先后有1000多人从3000多种古今图书中选词制卡。到1986年，已做了700万张资料卡片，继续积累可超过1000万张。编撰者们一方面运用我国传统的训诂学方法，一方面又以现代语义学理论为指导，按词的本义、引申义、修辞义来划分和排列义项，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来全面揭示词的语义结构。每一个字所带词目，其义项和书证都比现有词书多好几倍。以“一”作为字头的复词，就有1800多个。
在外国，编这样一部词典，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如《牛津英语词典》（13卷）用了50年，《德语词典》（16卷）用了100年，《现代俄罗斯标准词典》（17卷），从搜集资料到出版，前后花了81年。《汉语大词典》起步于1975年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走了一段曲折的路，只用13年时间就出版了两卷，进展不可谓不快。现在要求用20年走完人家走了半个多世纪的路，工作的紧张程度自可想见。
三代学者的甘苦
编这样一部大词典是很辛苦的。为求一字稳，岂止捻断半根须！一个词不得其解，编纂者们的脑子里就焊上个大问号，吃不香，睡不着。中共老党员、编审傅元恺，40年代中央大学毕业后到台湾教中学，归来后历经坎坷。他谈到他和他的同事在审阅“三五门”一词，发现原稿作者未作出解释，于是这个词就老在他们的心里悬着，想放也放不下。一次翻《宋书》，忽然在《武念传》中读到：“武念，新野人也。本三五门，出身郡将。”联系前面“三五”一词的第13义项：晋时征人服兵役，在部分地区实行五丁抽三制，后因称发人征役为“三五”。书证共有三条，一引《晋书·石季龙载记上》，再引《宋书·孝义传·孙棘》，三引《南史·循吏传·郭祖深》，条条有力。于是得出“三五门”的解释是：晋时部分地区实行五丁抽三的兵役制度，南北朝时因称必须服兵役的人家为“三五门”。仿佛山穷水尽，却又柳暗花明，快何如之！傅元恺对记者说，由于审稿还不细致，词典第一卷这一条的解释漏一“兵”字，“服兵役”成为“服役”，范围扩大了，精确度降低了。
曲阜师范大学副教授相隆本，长期奉调在上海参加大词典一、二、三卷定稿工作，家中妻病子伤，困难不少。校领导要发给他500元补助金，他谢绝了。他和同事们在审稿时发现，“土鼠随金虎”条，原解释是“小人跟着奸人做坏事”，是否另有别解？好长一段时间，他们思忖着这个问题。后来终于搞清楚，这是一句隐语。在十二生肖中，鼠为子，所以“土鼠”隐“子”字。又西方属庚，于四象为虎，于五行属金，所以“金虎”指“庚”。“土鼠随金虎”是说“子”在“庚”后，即庚子年。书证是《三国演义》第68回：“左慈向空招白鹤一只骑坐，拍手大笑曰：‘土鼠随金虎，奸雄一旦休。’”指曹操死于庚子年。从不得其解到求得正确解释，他们经历了从苦到乐的两个阶段。我想这就是吕叔湘先生说的“此中有真趣”，陈原先生说的“你钻进去有无穷的趣味，你不钻进去简直是味同嚼蜡”吧。
几代知识分子为这部书贡献了力量。他们当中有五省一市的领导同志，有老一辈语言文字学家，还有中年学者及后起之秀。著名学者吕叔湘、朱德熙、张世禄、张政烺、陈原、周有光、周祖谟、俞敏、姜亮夫等积极参加订规划，出主意，帮助解决疑难问题。已故的王力、陆宗达、倪海曙等为大词典花过心血，提过宝贵的意见。副主编吴文祺、张涤华、陈落、洪笃仁、徐复、蒋礼鸿、蒋维崧等积极负起全书编纂的责任。有些同志是搁下正在撰写的专著，来参加大词典的编写的。山东大学吉常宏教授在撰写100万字的《古人名字解诂》一书，已向出版社交稿57万字，余下的加把劲就可完成。为了编大词典，他中止了写作，而且一搁几年。浙江、安徽和江苏等省都有一批中年教师投身到大词典编纂工作中，起了很好的作用。
一些老教师、老编审和老编辑们，有的已经在原单位办了离休退休手续，本来是可以享清福的了，却心甘情愿为大词典“拚老命”。他们把编《汉语大词典》作为自己最后一次为国家民族效力。浙江编写组负责人方福仁坚持每天看几十条词目，节假日也不例外。偶尔有一天外出开会没有看，也要记下这天为什么没有看，并挤时间补上。浙江师范大学张叶芦教授长期离家在上海、杭州全力看稿，直到住进了医院才休息。安徽编写组的赵应铎老师，既负责学校党委组织部的工作，又要编写词书，去年冬天在资料室查资料，寒气逼人而不自知，终于病倒，送进医院抢救才康复。上海编写组的陈新老师，退休前是闸北区教育局的局长，写字手发抖，仍一笔不苟。后来实在写不了了，就自己花钱请人写。大词典第一卷第一词“一”就出自他的手。这个词列了24个义项，用了3000多张卡片，初稿写了1万多字，经多次修改讨论才定稿。
在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和编纂处，一批中青年骨干在埋头工作。他们中有的以社为家，把自己的全部心力倾注在集体的事业中。有的同志家中有亲人住医院，需要陪住，他就把稿子带到病榻旁去看。一些同志明知编大词典很辛苦，待遇不高，为怕出纰漏，还经常提心吊胆，也乐此不疲。他们说，能为编《汉语大词典》贡献力量也就不虚此生了。二编室副主任徐文堪在头卷定稿时曾累得胃出血，经短期治疗后又投入工作。
几位编纂人员对记者说：《汉语大词典》是大家的，不只是哪个省市的，更不只是编委们的。编得好，是大家的光荣，编得不好，大家脸上无光。我们当然要努力提高质量，防止一切错误，也希望学术理论界、文化教育界关心它、支持它，把词典编好、印好、发行好，并使它逐步得到完善。现在，日本、台湾、南朝鲜都在编同类规模的汉语大词典，我们不能没有紧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