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帽下的愁云 [复制链接]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知识分子喜与忧

博士帽下的愁云
新华社记者 杨力
5月16日下午，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为刚刚毕业的8名博士生举行学位授予典礼。
典礼是正规的，完全按国际惯例进行，这8人身着青黑色博士服，头戴方盖形博士帽。气氛庄重而肃穆。
为了给典礼再添隆重气氛，学校请来了省上、市里，以及教委的各级领导，请来了众多的新闻记者，并特别准许200多名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列席旁听。典礼厅外，插上了好多年不曾用过的彩旗。大厅里面，8位博士的大幅照片连同他们的简历一起，耀眼地悬挂着。
对此，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院长刘盛纲直言不讳地吐露心声：人才，珍宝啊！为让更多的人重视、理解这些年轻的博士们，我不怕有“大讲排场”之嫌。
国家培养一个博士，何等不易；学生读出一个博士，何等艰难。不料刚刚毕业、正待跃马横戈，却传来一个个忧人的消息，以致本应喜气洋洋的授位典礼，抹上一层愁云。
朱雄国，我国信号、电路与系统学科第一个博士学位获得者，自然应该参加典礼，可他因病缺席了。他躺在医院里，病情很重。
他生长在湖南农村，一米八几的个头，曾有过魁伟、健康的体魂，但超重的负荷还是把他压垮了。生活上，他上养双老下育两小；教学上，他给学生新开两门课程，还要辅导一门实验课；科研上，他与教授一起加班加点，完成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与此同时，他还在攻读博士。
他的事业心之强，为常人难以理解。他立志献身科学的决心，下在1978年，北京，那令他永远难忘的全国科学大会。共和国需要世界水平的科技，需要国际一流的成果。
生活清苦，住房拥挤，休息不足，肝病已多次向他发出警告，他还是硬顶着朝前奔。论文通过了，课题完成了，病情却在恶化。有人说他是“用人命换博士”，他听了，仰面朝天，言不答，泪满面。
他是1944年来到这个世界的，现在，正是奉献于人世的最佳年龄。他总说：“我不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但他渴望成功。唯一令他伤心和困惑的是，报纸、电台所报道的那些中青年知识分子可悲可叹的故事，怎么会一下就来到了自己身上，而且还来得这样早……
读个博士，究竟有啥实惠？授位典礼上，张世昌愣愣地看着自己身上这件青黑色的博士服，他幻想着：要是家中所有的衣服都是黑的，该省去多少洗衣的时间。他已是有妻有子的人了，夏季来临，他最急的是尽快设法找钱买台洗衣机。
今年年初，为尽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职责，他八方筹款，才买了一台价值290元的电视机，黑白的，14英寸，还是学校实验室自己试装的。前不久，他在学校中青年论文比赛中获一等奖得70元奖金，才到寄卖行买了一台破旧的收录机。这两样，便是他全部的家用电器。他从来就酷爱自己的事业，但导师常教诲他，为科学献身必须不计清贫、甘愿吃苦，他能做到吗？
授位典礼越是隆重，杨国渝博士内心的冲突越剧烈。他拿不定主意，自己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是不是继续在高技术的崎岖山路上攀登。他是搞毫米波的，这是一项国际上也刚刚起步的高技术，理论的超前程度，使其至今还难找到这方面的用户，更谈不上建立市场。杨国渝何尝不渴望变富而且也是有能力富的，可是，偏偏爱上的是短时期内不可能使他走上富路的毫米波研究。他所作的《毫米波功率合成新理论与技术研究》论文，是国家“七·五”攻关课题，他的研究被专家们认为向世界水平跨进了一大步。正是如此，他知道，若是研究停下来，用不了多久，在这个课题上与世界水平的差距又会拉开一大截。他犹豫了，他面临选择。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8名博士生刚刚毕业，就出现种种问题，怎不使刘盛纲院长、博士导师以及教师们感到心焦。前面尚且如此，后面也就有了连锁反应：刘院长的一个成绩不错的博士生，中途不想再学，离校而去了；硕士生、本科生自动退学的数字也有所增加；即使条件很好的本科生，也不愿报考硕士研究生；一些颇为优秀的硕士生，那怕推荐、甚至保送也不愿再读博士。
20世纪后的角逐，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共和国强大的实力，就赖于高技术的突破和高层次人才的储备。“为有源头活水来”，倘若枯了源头，又哪来惊涛拍岸的滔滔大河？
刘盛纲院长是位惜才如子的人，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他尽可能给博士生们排忧解难。现在，8位博士都已有了较为满意的工作。经济方面，学校已通过一定途径，在校内采取适当措施加以改善。朱雄国病了，院长亲自过问，医院正用最好的药和最好的护理加紧治疗。
但是，一个院长、一所学校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刘院长就在隆重的授位典礼上大声疾呼：“博士，是知识渊博、学识超群的人，是科学征途上的勇士，是我国的宝贵财富。他们的艰辛劳动应当受到称赞，他们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应该受到尊重。”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