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那璀璨的群星 [复制链接]

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民族地区纪行

山中，那璀璨的群星
本报记者 邹大毅
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拖出一条灰龙，一直延伸到县城。这时，最后一抹晚霞徜徉着从黛色的天际消失，勐坎山上依山而筑的建筑物里亮起了灯，好像在莽莽苍苍的阿佤山中升起了一群璀璨的星。
星光中，一群五十年代起就献身于边疆建设的老同志在等候，要向我们倾吐一腔衷肠，满腹情怀。
偏居祖国西南一隅的西盟阿佤山，在地图上看去，不过一块弹丸之地。然而这块1300多平方公里、1300多米平均海拔、三山（三支山系）耸峙、四河湍急的地方，却一度处于封闭、原始、落后的状况。阿佤山中饱经瘟疫、饥饿、战乱和纷争的佤族人民，直到解放初期，还生活在原始社会末期之中。阿佤山成了“世界的角落，阴间的邻居”，人人闻之色变。
那个时候从内地到阿佤山，该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识，该要有多么坚定的理想和抱负？
我见到了这些五十年代起就在阿佤山工作的老同志。当年一个个雄赳赳的小伙子，把自己的青春、人生，融进了阿佤山的山山水水，化作了佤族人民告别贫穷蒙昧的铺路石。一提起当年，他们就陷入了动情的回忆之中……
“那时，我们年轻，无牵无挂。组织上叫支援边疆，我们二话没说，背上背包就出发了”。现在在监察局工作的陈宗谟说。曾经在医疗部门工作的杨正昌也回忆说：“那时地图上还找不到这个地方，公路也没有。我们就靠着两条腿，从景洪走了一个月到达这里。半路上，就有几个人哭起来……”
他们进入了一个缺衣少食，无医无药，尊崇“能消灾去邪”的“魔巴”（部落中驱神做鬼的巫师），受国民党压榨后对汉族怀有“石头不能做枕头，汉人不能做朋友”的民族隔阂的世界。杨正昌说：“当时进村寨要过三关：喝水酒、讲佤话、吃牛屎烂饭。”
他们个个都有奇特的经历，个个都曾站在地狱的边缘。1955年从思茅师范学校毕业后来到阿佤山的陈家俊说：“我白天上课，晚上要搂着一支步枪、挎着四颗手榴弹和武工队一起站岗。”
也许，正是这险恶的环境，才使他们更加倍奋发地工作；也许，正是死的威胁，才使他们更感到生的可贵。
有一年，阿佤山疟疾流行，佤族群众不愿意吃药打针。杨正昌和他的同事们，就把药吃在自己肚子里，把针扎在自己身上。群众信了，他们自己却倒下了。
陈宗谟为给佤族群众送救济粮，自己扛着粮袋，半蹲着钻过了那布满了老虎刺、连骡马都过不去的寨子门。
当年佤族子女视读书为畏途，一到星期六放学回家就不来了。陈家俊就每个星期六和孩子们一块回寨子，星期天又带着他们返回学校。
县党史征集办公室的王道文曾到寨子里去动员佤族子女上学，孩子们不是躲藏起来，就是放狗出来咬。老王被咬过两次，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县民委副主任董云昌，当年带着佤族农民上山，吃在山上，住在山上，泥里来，水里去，手把手地教他们开水田、种水稻。……
如今，阿佤山有了很大变化，但还没有摆脱贫困和落后。他们深深地忧虑。然而最使他们忧虑的是，阿佤山渴求人才，而人才的路子是那样狭窄：
1966年以后，教育系统没有一个本科生分配来；
1975年以后，卫生系统也没有一个本科生分配来；
财贸、商业、农业，更是如此。
相反，自1979年恢复高考以来到去年，全县招考出去的79个大专生，毕业回来的不到10个。他们十分痛心地问道：“过去到边疆工作光荣，中央、省、地领导经常来慰问，现在到边疆工作，为啥就没有人来关心，来慰问？”
这肺腑之言，挟带着阿佤山的惆怅和对阿佤山的热爱，喷涌而出，不能不令人动情。
陪同我们的思茅地委宣传部李树森，也是一位在西盟工作了30多年的老同志。
在阿佤山采访结束后，李树森一定要带我们去看看西盟烈士纪念陵园。只见那座座坟茔，像只只睁开的眼睛，忧虑地注视着阿佤山缓慢的步伐；又好像张张张开的嘴巴，大声地呼唤：
不要忘了我们！不要忘了阿佤山！
（附图片）
西盟阿佤山上的佤族姑娘，看到远方来的客人笑个不停。曾理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