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体育精神的高扬——评报告文学《中国体育界》、《强国梦》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真正体育精神的高扬
——评报告文学《中国体育界》、《强国梦》
李炳银
近些年来，体育是人们文化生活的热点。随着这个热点的蔓延，反映与表现体育运动及运动员精神风貌、生活情感的文学创作也有了新的发展，所谓体育报告文学的活跃即是明证。今天，当社会生活、体育事业及文学创作都面临着更新、发展、深化的时候，人们对有关体育的文学创作自然会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那种过多地着眼夺取冠军或获得金牌的记述式文字，那种抱着些微猎奇心理搜寻成功者生活轶闻的描写，那种单一地叙写体育赛事和满足于眼前成功的浅显表现，已经构成体育文学创作中的一种思维定势和写作模式，正在拘囿着不少的作家作品，疏远着体育生活的深层领域和热爱体育及文学的观众与读者。体育文学创作如果不能突破这种思维定势和写作模式，那么，它对于体育事业的发展及体育文学自身的深化，都不会有多少补益。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对体育文学的突破期望已久。
尹卫星的报告文学《中国体育界》（载《花城》1987年第6期、1988年第1、2期）、赵瑜的报告文学《强国梦——当代中国体育的误区》（载《当代》1988年第2期）的发表，使我们对体育文学突破的期望变为现实，让人感到欣喜。《中国体育界》和《强国梦》在其视角、在其思考及表现等方面，都大大地拓宽了题材的范围、深化了主题的思考，以与过去此类作品完全不同的面貌显示着自己的个性特色。在这里，两位作者已不再计较某种单一项目的成功或失利，似乎对于金牌的丢失或获得表现得十分冷静。他们所希望获取的是在宏观视角参照下对中国体育的整体把握；他们不愿因为仅有的一点成绩而忽略了对未来的思考；更不希望金牌的闪耀迷乱了人们对真正体育精神和目的的追求。
较之《中国体育界》来，《强国梦》似乎更应引起关注。这既因为它不同于前者那样全景的观照和多向的思索，而是把问题集中到更带本质性的焦点上作出透视；还因为它不是如前者更多地着眼竞技及竞技水平的提高，而是在人们对体育精神和运动目的采取的各种态度中进行的辩驳与强调。指出“当代中国体育的误区”，同指出中国体育的成就一样，尽管侧重不同，视角不一，但其目的却是一致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当代中国体育更符合于它的神圣精神，真正得到健康的发展。如果说，在过去的一个长时期内，因为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复杂的民族纠纷与政治斗争，曾对原本纯洁的体育运动有所扭曲、侵蚀和利用的话，那么，在今天这个世界局势面前，所有的人们都应当自觉地为体育运动走向纯洁、走向它真正的目的而努力。即使我们这个曾被他人称为“东亚病夫”遭到许多歧视而今天已建立起自己的尊严和摆脱了“病弱”的中华民族，也不应例外地从狭隘功利目的出发对待体育。正是从这样一个正确超脱的意识、观念出发，《强国梦》的作者赵瑜在考察了当代中国体育由于“官办”体制而存在的种种弊端和因为强烈的功利目的导致的矛盾及反常现象之后，指出“当代中国体育的误区”，这表现了作者的敏锐触角和对进步的追求精神。在体育运动中不适当地夸大民族精神，强化民族意识，以分明功利主义的眼光看待金牌并不顾一切地去求取，这并不表现一个民族的文明和强盛。付给体育过多的政治使命以及试图用体育的强盛改变贫弱的某种努力，都是对体育过多的苛求。《强国梦》中所描绘的种种令人不快的现象，足以给人们这种启示。“畸形的体育迷”；大批的“半拉人”的出现；“退役者”的焦困；“谷雨的奇遇”；运动员情感的失重；父母亲属们的疑惑与苦恼等等，使得我们的体育运动在金牌的背后有着如此纷纭、如此不能令人接受的现实。
体育事业应是群众性的事业。当广大的群众体育运动长久被忽视，被置于一侧，而我们的体育时常忙于应付各种赛事，围绕金牌不惜一切地努力被人们认识之后，“当代中国体育的误区”显然就无法抹去了。或许有人会摆出某些具体的事件来掩饰这个误区，但是，这个从整体角度与更广泛的现实生活所透视出的精神的、客观存在的“误区”并不会立即就消退，变得无影无踪。唯有更新思维和切实的改革才能使这种“误区”得以逐渐缩小以至消失。一个有力的诘问，往往胜过十句空洞的赞美。“书生报国无它物，唯有手中笔如刀”。赵瑜以其卓识和胆魄在“强国梦”正酣之时发出的这种诫语，正是其报国至诚的表现。
如果不是把竞技及其胜负视为一种目的，而是把它看成一种方法用以刺激体育运动更为活跃的展开，那么，所有的竞技活动连同为提高竞技水平进行的一切努力不但是需要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我想，两位作者对于这种积极的竞技活动并未作任何的忽视与否定。或许尹卫星对这一点的强调更加突出一些。当然，作为一篇报告文学来讲，在涉及体育竞技活动的时候，它不应等同于一篇学术论文，也不能是一份教练大纲或技术指南。当有的报告文学把一盘棋赛或排球大战写成棋局和战术解说的时候，那么，作家失去的不光是报告文学，同时也失去了许多体育爱好者的热情。不能说尹卫星、赵瑜在这一点上毫无失重之处，但把自己的着眼点始终放在对中国体育运动作整体把握这个目的上却是一致的。他们在对体育观念的分析思考中表示不少见解：对奥林匹克精神的汲取；对新知识、新技术在体育运动中所起作用的判断；甚至对运动员的饮食习惯，对球迷们的行为，对竞技中的裁判，对教练员教育训练的方式方法等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辨识与界定。在具体的表述时，两位作家运用的似乎是涉精入微的手段，但在界定、判断时，采取的却是全局的统观比较和论证。因之，这两篇报告文学作品，在精神判断上是对现象超越之后的升华；在本体的形态上却表现着具体生动、厚实机智的特点。
这两篇作品在其思想内容和文学表现上都与当前的文学创作，特别是报告文学创作保持着同一的趋向和步调。作家们不愿再把文学创作视为闲适的玩物，而把它看成一种实现和达到自己参与并促动社会变革和精神更新的有效途径，在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的驱动下，潜心地思考、勇敢地介入，使自己的精神和创作走向与时代及人民群众愿望的同一。尽管当报告文学以它特殊的功能在面对复杂纷纭的现实生活时，不免因其焦急而把某些问题看得过于突出，摄取现象太多而构成臃肿文弱的弊病，然而，它在思想内容及表现艺术上的进取精神却丝毫不应看轻。《中国体育界》和《强国梦》在目前这样的文学创作态势中，站在潮头位置，更加让人珍爱。
当我们的体育正确理解奥林匹克精神实质，真的不单是为了获胜，而是参与，我们的体育运动就会更加神圣；当我们的文学真正负起自己的责任，对我们的体育运动不单是为了一种欢呼时，我们反映与表现体育的文学就会更加纯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