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和改革的影响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略论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和改革的影响
吴仁洪
自从1985年以来，我国持续出现了程度不低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具有什么效应？经济学界的看法存在一些分歧。有人认为，由于经济结构变动和体制转换，通货膨胀在我国现阶段是不可避免的，现阶段的首要目标是达到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一定的通货膨胀还有利于经济增长。我们认为，虽然我国现阶段存在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如果不对持续上升的通货膨胀加以控制，甚至企图以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高速增长，则无论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还是对改革的顺利推进，都是有害无益的。
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
理论分析与一些国家的实证考察表明，通货膨胀往往对经济增长带来危害，通货膨胀与经济高速增长也没有必然关联。
早期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和增加货币供给量，实行温和的通货膨胀，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因为在温和的通货膨胀下，可以使有效需求增加，同时由于货币供给量增加，可以使利率降低，而且名义工资上升往往滞后于通货膨胀率，从而实际工资下降，使资本边际收益率上升，于是投资增加，促使经济增长，就业扩大。
然而西方国家在经历了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滞胀”之后，多数国家的政府都将抑制通货膨胀作为主要的政策目标。经济学家也几乎一致认为，通货膨胀不但不利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反而对经济增长和就业造成危害。因为，第一，持续的物价上涨会导致人们增加当前消费，减少储蓄，以减少物价上涨的损失。这样就使投资减少，影响经济增长。第二，通货膨胀会导致资源配置的失当和低效益。比如，投资者担心生产投资成本增加和风险增加，从而转向购买不动产；在政府对某些产品加强价格管制的情况下，价格体系和盈利率会出现扭曲，影响资源的合理流向，最终会导致和加剧短缺。第三，如果一国的通货膨胀率经常地、长期地高于国际平均通货膨胀率，势必引起国际收支恶化和黄金外汇储备外流的危机。此外，高通货膨胀率还往往导致人们的普遍不满，容易触发社会政治动乱，对经济增长造成危害。
从一些国家的经济统计来看，也很难证明经济高速增长与通货膨胀具有必然关联。
日本、巴西在高速增长时期，的确存在程度不同的通货膨胀。但也存在相反的情况。西德1951—1960年高速增长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1.06％，而通货膨胀率一直很低，年平均2.55％。新加坡1960—197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8.8％，而通货膨胀率年平均才1.1％。
国外有学者利用因果测试法对56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了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因果测试，结果表明，通货膨胀往往导致较低的实际经济增长。认为通货膨胀势必引起较高经济增长的观点，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得不到充分的证明。
必须注意到，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通货膨胀之所以未带来太大危害，甚至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高速增长，是以以下一些条件为前提的：（1）个人收入增长一直较大地低于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1955—1960年，日本制造业工资年平均增长7.6％，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10.7％，固定资本投资年平均增长29.5％。在这种情况下，在此期间存在的年率仅为3.3％的轻度通货膨胀，可能有利于资本形成，而且增加生产性投资需求。（2）随着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日本的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尤其是规模效益显著，许多大批量生产的制造业成本大幅度地下降，如钢铁、化工等。同时，将燃料以国内高成本的煤炭为主转向进口廉价石油为主，也推动了成本的降低。以上两点联系起来，使经济中避免出现工资、成本、物价轮番上涨的螺旋上升式通货膨胀。而且由于投资增长快，投入产出效益高，使供给迅速增加，这也使通货膨胀趋向缓和。应该看到，以上这些条件在我国目前并不存在。
以上情况说明，无论从理论分析还是从国际经验实证考察来看，认为我国当前为了维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搞点温和通货膨胀有利的观点，是不明智的。要看到持续的通货膨胀会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动荡，甚至最后陷入滞胀困境的可能性。因为，与日本当时的通货膨胀不同，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有以下几个持续存在、甚至加剧的因素：（1）是一种高投入、低产出，从而低效益条件下的通货膨胀；（2）近年社会集团消费、个人消费呈现过快增长势头，1987年已出现消费增长快于投资增长的现象（扣除物价因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9.6％，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5％）。由于企业还不存在自我约束机制，这种趋势一时难以彻底扭转；（3）存在连年财政赤字（而且都是以中央银行透支方式弥补）和进出口逆差情况下的通货膨胀；（4）是外债、内债逐年增加情况下的通货膨胀。如不采取有力的措施，这些因素的存在，有可能使通货膨胀演化成恶性膨胀。
通货膨胀与体制改革
持续的通货膨胀不但会给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造成危害，而且可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陷入困境。
首先，通货膨胀一般会引起人民群众心理的普遍不满，即使发了一些补贴也难以完全消除。
其次，通货膨胀实际上形成一种收入的再分配，使一些社会阶层的利益受到损害，从而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形成一种不利于改革深入的社会政治环境。
第三，出于各种社会政治压力，政府往往会对一些商品价格加强管制，缩小市场浮动价的范围，并增发各种补贴，这样可能为进一步改革，为实行供求价格造成障碍。
第四，较高的通货膨胀率还使进一步的价格改革增大了风险。如果进一步实施较大步伐的价格改革，物价总水平不可避免地会有大幅度的上升。因为价格改革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将长期不合理的、偏低的能源、原材料等价格进行调整，缩小双轨价的范围。这些产品的价格上升了，最终产品的价格不可避免地会普遍有所上升，从而导致物价总水平的上涨。然而，这是经济体制改革迟早必须闯过的一关，否则其它方面改革的深入、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经济效益的提高都难以实现。但是，如果这一改革步骤是在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基础上进行，其风险无疑更大了。
东欧一些国家的教训应引以为戒。这些国家的经历证明，持续的高通货膨胀给改革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一方面，通货膨胀往往引起社会动乱。另一方面，物价与工资轮番上涨的结果，导致投资率降低，经济增长缓慢，甚至陷于滞胀困境。这对进一步改革是很不利的。
总之，在我国当前条件下，靠通货膨胀（哪怕是温和的）来刺激经济增长是不可取的。如果再回到改革前那种严重短缺下的“物价稳定”，也是不现实的，更为改革的历史潮流所不允许。明智的选择，是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同时采取措施，对通货膨胀加以适度抑制，至少要使通货膨胀率避免持续上升
（在没有实行重大价格改革的情况下）。为此，主要可采取以下措施：在我国尚未具备进入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条件下，不要勉强追求过高的增长速度；在财政支出上严格实行紧缩，在货币供给方面实行适度紧缩，以保证工业增长7％—10％为基准；不实行“一刀切”的紧缩，实行择优信贷，下决心推行资本存量调整，使同等的货币供给量增加更多的有效供给；用发行国债弥补赤字，停止财政赤字向中央银行透支弥补。与此同时，不要过多地对物价实行行政管制。因为行政管制过多会造成进一步短缺，加剧隐蔽性通货膨胀，更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利于改革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