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通货　勇跨险关——经济学家刘国光访谈录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改革话题

稳定通货　勇跨险关
——经济学家刘国光访谈录
本报记者　董焕亮
仲夏，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学家刘国光，与他就遏制通货膨胀以利于价格改革的问题进行了交谈。
“通货膨胀有益论”
不符合国情
记者（简称记）：去年，我国经济形势是好的，国民生产总值第一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农村非农产业产值第一次超过农业产值，多年来第一次开始出现微观搞活与宏观控制相促进的新情况；但也出现了物价上涨较快的问题。对这个前进中的问题，是否应予重视？
刘国光（简称刘）：确应重视。去年，在没有任何大的调价措施出台，政府调价行为只影响物价总水平上升0.91％的情况下，物价指数上涨了7.3％。这种情况不能只用结构性的原因或者局部产品的供求关系来解释，主要是因为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和银行贷款总量的增长率，大大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因此，基本上属于通货膨胀性的物价上涨。
记：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然而，近年来经济理论界却出现了温和性通货膨胀有益论。这是怎么回事？
刘：在对外开放中，我们在引进硬件的同时，也引进了软件，包括引进了一些理论。但任何理论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生长，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需适合中国的国情。比如凯恩斯曾针对西方有效需求不足，也就是一定时期的产品相对过剩的现象提出搞赤字财政的主张，主张通过扩张信贷等办法，加快经济的复苏。通货膨胀有益论就是由此而来的“舶来品”。这件“舶来品”看起来很新奇，但是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不能生吞活剥地接受。因为从短期看，在存在闲置资源、闲置生产能力的地方，实行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确实可以起到某些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中国目前的国情恰恰是资源相对短缺，有效需求量过多，产品相对短缺。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只能引起持续的物价上涨，造成经济的不稳定状态，显然弊大于利。
稳定通货需综合治理
记：过去，我们党和政府在消除通货膨胀方面，采取过压缩消费、回笼货币、打击投机倒把等措施，在新形势下为稳定通货，应采取哪些对策呢？
刘：对这次通货膨胀必须从经济上和货币上实行综合治理。首先，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要适当降温，以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通货膨胀固然是一种货币现象，而经济上的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则是其产生的客观基础。考虑到从 1981年至今，我国经济平均实际增长速度偏高，今后若干年内，如能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控制在7.2％以内，工业增长速度保持在10％以内，不仅有把握实现到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而且可以对抑制通货膨胀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记：通货膨胀毕竟是在货币的供应量超过商品流通的实际需要量的情况下出现的。即使经济上存在推动通货膨胀的因素，如果能够关住货币供给的
“闸门”，通货膨胀从道理上讲也不一定会发生。
刘：关紧“闸门”确很重要。为此，应加强中央银行的权威地位。在现行体制下，财政出现赤字时会向中央银行透支，专业银行贷款失控时会要求中央银行再贷款，中央银行只好发票子。这种中央银行作为中央财政的钱库和出纳部的体制必须彻底改革。今后，要制定银行法和货币发行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并监督货币供应量一般增长速度和短期发行数额，禁止向银行透支来弥补财政赤字。通过立法机关制约货币发行中的随意性。
此外，要从严控制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开征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发行公债、债券、股票，出售小厂、小店、住宅，还要提高银行存放款利息率，以期控制需求，促进效率，鼓励储蓄，加强积累，逐步缓解通货膨胀。
创造条件，闯过价格改革险关
记：当前，我国改革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关键的阶段，亟需通过价格改革，理顺价格体系，使企业能够在公平条件下开展竞争，使市场体系尽快建立和完善，使政府能够有效实现间接控制。人们会问，进行价格改革和遏制通货膨胀是否相矛盾？
刘：在我国，由于农产品以及某些初级产品等价格偏低，理顺价格使价格结构合理化，必然要带动物价总水平的一定程度的上升。不允许物价水平的部分上升就等于不允许改革，那当然不行。另一方面，价格结构的合理化也只有在价格总水平相对稳定而不是激烈变动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遏制通货膨胀，可以为价格改革带来的物价上升腾出必要的空间，所以，可以说遏制通货膨胀是价格改革的必要条件。
记：可否理解，过好价格改革这个险关，需要具备基本的两条，其一是通过经济的适度增长和工资的合理补偿，以增强人们对物价改革必然带来的结构性物价上涨的承受能力；其二是逐步稳定通货，避免物价轮番上涨。
刘：是这样的。只要采取有效措施做到这两条，就可以不失时机地抓紧价格改革，胸有成竹地过好这一险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