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安阳县委坚决克服右倾思想 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展开猛烈反击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中共安阳县委坚决克服右倾思想
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展开猛烈反击
编者按：有些中、小城市的领导干部认为，“大老虎”可能都出在大城市，中、小城市里藏不住“大老虎”，或者很少“大老虎”。安阳县这个材料用无可置疑的事实驳斥了这种右倾思想。中共安阳县委最初只计划捉到五个大贪污分子；捉到六个以后，一度认为“差不多了”。经上级批评后，他们扭转了这种右倾情绪，捉住了二十五个大贪污分子，并且在工商界中捉到一批大盗窃犯。他们还在认真地研究敌情，继续战斗。但在其他地区，有些中小城市，甚至某些大城市的某些单位，也还有这种右倾情绪存在。这种右倾情绪表现在：对敌情估计不足，只是空谈，而没有进入战斗，或勉强作战而没有狠心、信心和决心，或者得到小胜就想收兵。凡是有这种右倾情绪的干部，都应该照着安阳的样子，立即纠正。
安阳县城（水冶）有三百多户工商业，是一个比较繁荣的小市镇。二、三年来，许多不法资本家对安阳县共产党的组织和人民政府进行了猖狂的进攻。
资产阶级主要进攻目标是
国家经济部门
他们进攻的主要目标，是税务局、银行、供销合作社等经济部门。他们为了偷税、窃取国家资财，不惜采取了各种最下流的卑劣无耻的手段。如奸商李建国，到机关里去时，常装着糖和花生，见人就送；有时干部到饭馆吃饭，便时常会忽然有人送来一碗肉，说是某某经理或某某老板“敬”的。有些奸商见到银行、税务局的干部从门口过，抓住就往柜台里边拉，请喝茶，请吃饭。银行盖起一座办公室，便有二十多家私商慌忙放炮送匾“祝贺”。这就是他们勾引干部的第一步。接着便是进一步的拉拢和行贿。奸商李建国为了向干部行贿，专门去上海买了一箱子东西，仅雨衣就有五十四件，其他如钢笔手表及其他各种日用品很多，还有香皂和梳子，以及准备给家属小孩用的小鼓、小喇叭等。资产阶级的这些“糖衣炮弹”就是这样无孔不入地向我们发射，并且打中了不少革命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如税务局长王迅，便上了李建国的钩。李建国接着便进一步的拉拢他。让王迅的一个妹妹和一个小孩子到他家里住，并管他们饭吃。李又教自己的孩子喊王迅为“王大爷”。奸商李建国以这些可耻下流的办法俘掳了王迅以后，便大量逃税，仅一九五一年他就拖欠税款七千多万元，至今未还。王迅明知道，也不去催讨了。资产阶级拉拢干部的再一种办法是吸收为“股东”，进而“拉过去”，使这些人变成为隐藏在我们内部的听他指挥的经济奸细。税务局王家智便是被资产阶级这种毒辣手段所毁灭而变成可耻的叛徒。现在查出的，已有六家奸商拉他做了股东，而后奸商们又以威胁的办法，使王时常向他们泄露经济情报，仅一次泄露税花要提价的经济秘密，便使国家损失数千万元。王家智总共贪污受贿一千二百万元，奸商们漏税即达十亿元。整个水冶镇不法资本家仅一九五一年便漏税九十亿元。用这些钱，可买六架战斗机，相当于安阳县全年农业税的三分之一。这是何等巨大的损失啊！供销社推销经理部副经理王万和，被三家奸商以“美人计”拉为“股东”。并通过王万和盗窃公款盗窃经济情报。盐要涨价，王万和便通知奸商买盐，布要涨价便通知奸商买布。供应经理部经理王友智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垮后，私自将公款三千万元、小米一万三千二百斤给私商贩卖毒品，商人并时常让他吸“老海”（毒品）。王友智就这样滑进了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泥坑。
供销社贪污最严重的单位是花行。其中，贪污者绝大部分是原来本地的私商和经纪人，是在我们去年收购棉花时，用人不问政治条件，单纯技术观点的情况下“钻进来”或“派进来”的。他们贪污成性。反贪污斗争中，大家都在外边开会斗争“大老虎”时，还有两个贪污分子趁火打劫，躲在家里偷棉花。这些“钻进来”的私商和本地私商有广泛的联系。在收购棉花时，很多“花贩子”就是他们的“自己一伙”，勾结起来共同捣鬼。花行会计王成书是被他父亲（奸商）王存仁派来的经济奸细，到花行后就盗取经济情报，盗骗公款，来贩卖棉花，投机取巧，垄断市场。结果，不到二年他就成了“大富翁”。
奸商们对政府部门的进攻
也没有放松
资产阶级对政府部门腐蚀的重点，是掌管经济的单位和部分意志薄弱的领导人。如县人民政府秘书黄耀明，为奸商李建国所腐蚀，使国家资财受到很大损失。李建国开始给黄耀明送礼，进行诱惑，以和公家搞生意的名义，两次骗取人民币八百万元。以后李建国说生产赔钱，不但没给红利，而且连本也拖延不给。以后又收买黄耀明的母亲，给黄耀明送表、买钢笔，给黄的小孩子买东西，又认了干亲，又让黄的老婆、母亲到他家里去住，一步一步地向黄耀明进攻。当李建国认为黄耀明已经上了圈套之后，就进一步叫黄耀明在他的生意中“入股”。并让黄庇护他非法偷卷烟，走私漏税。当被工商科科员许金钟同志察觉后，李对黄说：“怎样办？我黑夜卷吧？”黄说：“卷吧！没关系！我不说谁知道，知道了也不要紧。县长不在家，我就能当家！”黄回到政府竟批评许金钟说：“你不能太机械，你知道啥？把你那公文搬来我看看。”奸商李建国像一只饿瘪的大臭虫，时常向黄诉说资金困难，黄便到民政科给他借社会救济粮款二百万元。李建国欠财粮科四千斤小米，财粮科问他要时，他便找黄。黄给他撑腰说：“没有也不要紧。”这位“秘书”已成了奸商忠实的走卒了。工商科长刘增荣也受到奸商李建国的腐蚀。李建国先给他送礼，又送了梳子、茶杯和小皮夹等东西。接着便吹嘘说：“要让我搞电厂，保险很快水冶就电气化。”资产阶级为了坑骗国家财产所惯用的这种卑劣的谎话，我们的这位“诚实”的“科长”就信以为真了，夸李建国积极能干。于是便给李二亿多元去上海买电磙子。李拿到钱后高兴地对另一个奸商说：“管他三七二十一，只要买的电磙子能亮三天，我的账就报了！”这一次就被李骗了二千万元，而电灯一年多了仍没有亮。可是就这样，刘增荣还称赞李真是“有能力，有办法”，把他树立为水冶镇工商界的“旗帜”
（当时中共安阳县委观点也不明确，对这件事也有责任）。后来李又被选为水冶镇工商业联合会的副主任、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的委员。不久，因为李建国对工人残酷剥削，工人的生活实在难以维持，要求增资。李根本不接受工人的这种合理要求，反而把工人打了一顿，工人告到工商科，刘增荣也不给工人撑腰作主，反而无理地责备工人“破坏生产”。很明显地他出卖了工人阶级。财粮科、粮食局，过去在收发粮食碾米时有两个很出名的“助手”。一为谢永春，一为杨双，是两个无孔不钻的奸商。自他俩取得了“助手”的位置后，便大胆地偷粮食。才一年多的时间，这两个喝血的毒虫就吃肥了。谢永春已成了两辆胶轮马车、四五匹骡马的“暴发户”。县人民政府卫生科西药房医生桑万恒，也是“派进来”的，他表面是公家西药房的医生，实际上把公家的药品盗回自己的药房里去了。
资产阶级对公安、司法机关和党务部门的侵蚀也是严重的。一个姓薄的私商（是反革命分子）即拉拢公安局四个干部“拜仁兄弟”。中共安阳县委机关三十多个干部中，就有十五人曾做私商的“股东”。县委委员马常太还放高利贷。青委把团费也拿去入了私商的股。
以上的事实，充分证明资产阶级曾经而且正在向我们进行猖狂的进攻。他们在各方面尽量散布腐朽的思想影响，并采取各种新的方法和形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以便盗窃国家资财。但是，值得注意的，到今天，还有些奸商们硬说：“资产阶级并没有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发动进攻呀！更谈不到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我们要请问一句，原来属于工人阶级队伍中为人民服务的税务局的王家智，供销社的王万和、王友智等人，他们现在变成为谁服务了呢？是谁用请客、送礼、入股分红、“美人”等卑鄙可耻的方法勾引了他们呢？事实雄辩地告诉我们，行贿的正是那些不法的奸商，原属革命战士的王家智等已被资产阶级俘获，变成安置在国家机关的“暗堡”和“坐探”。当王家智等接受资产阶级的任务时，他们已不是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和经理，而是穿着国家工作人员的外衣的不法资本家的代理人。他们在工作岗位上，不是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服务，而是为卑鄙龌龊的不法的资本家服务。他们所霸占的国家机关或单位，实质上已经不是由共产党、工人阶级来实行领导，而是被不法的资本家篡夺了领导。这还能说不是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吗？
广大革命干部奋起反击有信心
把资产阶级的进攻压下去
资产阶级这种猖狂和卑鄙的进攻，只能腐蚀了上边所说那些少数意志薄弱的干部。安阳县广大正直的共产党员、广大优秀的青年团员和广大忠诚的革命工作者，对奸商这种罪行，却表示异常愤怒的。如去年夏季在大家的检举和坚决要求下，政府即把与不法的资本家勾结的人民银行安阳县支行业务股一个股员判处徒刑。尤其这次发起了向资产阶级反攻的伟大战斗之后，大家便迅速地紧紧团结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周围，怀着无限的愤怒，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向资产阶级展开了猛烈的反攻，坚决把资产阶级的进攻压下去，并把资产阶级的这种反动的丑恶的思想和行为给以政治上的改造和法律上的制裁。我们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队伍，是百倍团结而又富有战斗经验的。当县委克服了右倾思想，一旦清醒起来，战斗起来的时候，唯利是图、投机取巧的卑污的不法资本家就只好节节退败了。在短短的七、八天时间里，安阳县已捉住了二十五个大贪污分子，拔掉了数十个不法资本家在革命阵营内部安置的“堡垒”和一部分叛徒和经济奸细。在群众的检举和斗争之下，并把其中情节严重而又拒不坦白的分子逮捕法办。和这同时，在工商界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也已获得了相当的胜利。仅二月一日一天，便检举和揭发出六家不法的资本家漏税均在一亿以上，并已把过去向人民政府进攻特别猖狂而又拒不坦白狡猾抵赖的李建国等三名罪犯逮捕法办。
安阳县的领导干部随着运动的发展，逐步克服着右倾思想，有力地推动了运动开展。去年十二月运动刚开始时，大家都有严重的右倾思想，抱着“叫搞就搞?”的应付态度。因此看不见“老虎”，认为“只有浪费没有贪污”。逐渐暴露了一些贪污受贿的材料之后，领导思想转了一下，初步体会到薄一波同志所说的三年以来资产阶级向我们猖狂进攻的意义。但当人民日报社论中提出凡是经管大量钱财的地方必定有大批大贪污分子时，仍感觉
“大概在北京是这样吧！”这说明这时他们还在
“大老虎”面前睡大觉，仍然心中没数。在捉到了六个“大老虎”后，又产生了盲目自满情绪，总感觉“大老虎”即使再有也不会有几个了。他们订战斗的捉“大老虎”的计划时，只打算捉五个。地委批评他们对贪污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后来经过分析安阳县政治基础和经济情况，大家清醒过来了，认识到安阳县商人钻进来了一些，也拉出去了一些，再加上领导方面几年来对干部进行阶级教育很差，不少干部被腐蚀了。在经济上的主要特点是：收购和贷放大量的棉花和粮款；水利和煤矿也都经手大量的钱财。经这样一分析，最后明确提出安阳县有四种“虎”，一种是“白虎”（收购棉花），一种“黑虎”（煤矿），一种“水虎”（水利），一种“钱虎”（财经方面），经这样一分析，县委领导集团的眼睛亮了，心里有数了，控制了全局，争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决心和信心倍增。一致认为决不是没有“大老虎”的问题，而是如何彻底肃清“大老虎”的问题，怕“整垮了干部”的右倾情绪也随之消除。现在他们正在进行勇敢的战斗，有信心把资产阶级的进攻压下去。县委正以战斗的姿态，清醒地指挥着全军向“大老虎”、向资产阶级一切猖狂的进攻搏斗。紧张的战斗，胜利的鼓舞，使他们感到愉快。他们表示：我们向毛主席、向党、向全国的劳动人民保证，在这场战斗中，不彻底获得全胜誓不休止！
（乐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