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了的城市”——阜新市实行大面积租赁见闻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出租了的城市”
——阜新市实行大面积租赁见闻
　　本报记者 皮树义
阜新，出租了的城市。
全市1264户工商企业中911户实行了租赁经营，在市属工商企业中租赁面则达95％。目前，租赁正走进文化、卫生系统。三家电影院出租了，甚至有的医院也搞起了租赁。
租赁经营，在这改革大潮迭起的年代已不算什么新鲜事儿，但是，在一个中等城市里，这样大面积的租赁却是少见。美国记者爱德华·毕·加甘在阜新采访后，《纽约时报》出现了这样的通栏标题：“为了经济利益，市长几乎出租了整个城市”。
冒险而又别无选择
这是一个冒险的决策。
1987年的春天，有人指责改革是搞资本主义，租赁制更是首当其冲。偏偏在这个时候，阜新市委、市政府做出了大面积租赁的决策。
一时，阜新城里议论纷纷，争论的话题自然是租赁姓“社”还是姓“资”。有的同志狐疑地对市长王亚忱说：我们还是要搞社会主义嘛！也有的同志担心：这么多的企业一下子租出去，改革会不会乱套？也有人给省里写信：王亚忱大面积搞租赁，将造成严重后果。
政治风险，经济后果，市委书记张惠新、市长王亚忱和阜新的决策者们早已考虑过了。改革是要冒风险的。然而，现实逼着他们选择了大面积租赁。
阜新号称煤电之城。露天煤矿曾是全国之最，阜新电厂——共和国的现任总理曾当过它的厂长。说起这些令阜新人陶醉，然而，目光从这些大型的国营企业转向地方企业，阜新人则感到难堪。
“一小二穷三不活”，阜新人这样概括阜新企业的特点。说它小，全市98％的企业是小企业，市属企业中没一家大企业，中型企业也只有10家；说它穷，1986年辽宁省工业企业人均留利六七百元，而阜新还不到200元。企业穷，城市只好戴着贫困帽子，每年要吃掉省里财政补贴8000万元；穷的根源在于企业不活。小企业本来具有经营灵活的特点，可是“两权合一”，小企业按大企业办，弄得半死不活，44％的企业亏损。
“阜新像一个重病号，正处于危急阶段，不动大手术，是不会康复的”。张惠新、王亚忱选择的大手术就是大面积租赁。租赁，两权分离比较彻底，对于搞活小企业具有特殊作用，这早已被外地的经验证明。阜新也从1986年10月开始了租赁试点，并初见成效。市委、市政府从市情出发，当机立断，大面积租赁，把改革的“盆景”变成“园林”。
一波三折又终于如愿
说起改革，大家都会举手赞成，但真改起来，又不会那么痛快。
租赁，选择承租人是关键。怎么选？由谁选？市委、市政府决定引入竞争机制，公开招标，吸收职工参加考评、答辩，进行民意测验。
在阜新中药厂，一下子出来了四伙投标者，其中有厂长苑德君，也有主管局的干部。
3月15日，34位职工代表第一次行使“主人”选择“仆人”的权利，他们知道怎样投这一票。
职工了解中药厂的昨天，更清楚它的今天。建厂多年只能生产一种剂型——大蜜丸，质量还不好。柴胡舒肝丸因坚硬如石，被人戏称为“锤砸柴胡舒肝丸”。1984年，苑德君来这个厂当厂长。他领着职工上新品种，搞技术改造，抓产品质量。很快，产品发展到5种剂型、100多个品种；柴胡舒肝丸早已不须锤砸，六味地黄丸还得了全国第一；利润翻了两番，职工奖金也从全年30元变成了每月30元。
26票投给了苑德君，另外三伙仅得了6票。然而，这个结果并没有公布。群众喜欢的，领导不一定喜欢。苑德君脾气倔，不听话，自然不讨人喜欢。结果，局里来的一伙被选定为承租人。
民主不算数吗？不少职工自发地到局里申诉不平，有的还告到了市里。
7天之后，市里中止了中药厂的租赁。
又过了20天，主管局主持了第二次租赁。这次更简单，没有答辩，没有职工投票，只是将参加第一次投标的苑德君、局里的干部和厂里另外一伙捏合在一起，名曰“合伙租赁”。
强扭的瓜不甜，更何况这“伙”里有人忙着写信“揭发”苑德君的37条罪状，“贪污盗窃、行贿受贿”，闹得人心惶惶。“伙”不下去了，厂里生产一团糟。
职工急了，不断有人到市里反映情况，有的找到了市长。市纪委调查组查了136天，终于查清：苑德君是清白的。10月14日，市里领导主持职工投票，苑德君正式租赁中药厂。
职工的意愿终于实现了，尽管迟了212天。
改革是群众性的事业。改革的星空不应只是几颗明星闪烁，而应是群星灿烂。有了群众的理解、支持、参与，改革即使有再大的风险，也会化险为夷。阜新市委、市政府做了大量的思想发动和宣传工作，赢得了干部、群众对大面积租赁的支持。大面积租赁带来了大面积丰收。1987年，全市地方工业产值比1986年增长13.5％，实现利税增长23.8％，财政收入增长12.9％。
该拿又不好拿的收入
漫步阜新街头，忽见一家饭馆的大玻璃窗上贴着一副金字对联：讳言功利贬斥享乐；清心寡欲孔颜乐处。横批：德冠千古。开饭馆不就是为了赚钱嘛？这对联与饭店门前迎风飘动的招客幌子是多么不协调。
是的，商品经济之风虽已吹进这塞外之城，但人们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不可能一朝一夕就改变，新旧观念正在冲突、碰撞之中。
承租者的收入是人们关心的一个话题。据说，省里规定承租者第一年收入可以是职工平均收入的5至7倍。与一些领导者、租赁者、工人谈起承租者收入，差不多都是说：“承租者承担了风险，付出了辛苦，应当按照合同兑现承租者的收入，但是……”这一“但是”，应该拿的收入也就不那么好拿了。
还是听听承租者自己的话吧！
潜水泵厂厂长孙文衡：“在这事上不要斤斤计较，租赁不是为了赚大钱。工人跟我在这个厂干了8年，还没富起来，我拿那么多，良心上过不去。”
说这话时，57岁的孙厂长露出的是真诚的目光。他是阜新市的优秀党员、劳动模范，来厂8年，把一个破旧的工厂变成了农机行业井用潜水泵重点厂。职工选“心目中合格的共产党员”时，290张选票有288票选了他。他平时从不多拿奖金。全年承租收入拿了3400元，只高于工人平均收入1倍多点。
化工厂厂长刘荣久按合同并扣除所得税应拿五六万，他按职工平均收入7倍拿了1 1400元，对副手、中层干部、退休职工另外有所“表示”，还给托儿所买了1000多元的衣服、行李。他说：对有贡献的同志要有所“表示”，让大家感到我不是为钱而干。职工爱厂，我也得爱职工。难买一团和气，把大家的积极性拢起来。要过安定日子，就别要那么多钱。
现在，职工的工资普遍不高，承租者一下子收入几万、甚至十几万，自然显得鹤立鸡群，许多人也难以接受这个事实。有的厂长反映，个别主管部门说，我们过去支持你，支持的是厂子，现在租赁了，支持的是你个人。挣了大钱，你得“表示表示”。一家工厂职工听说厂长要拿几万元，闹了情绪，劳动效率下降。工人说我们一个月拿不了几元奖金，他怎么拿那么多。也有的同志认为，有些工厂租金指标较低，使租赁者超额太多，挣钱容易。
按合同兑现承租者的收入，阜新市委、市政府态度是鲜明的。如何树立适应商品经济的新观念，如何解决承租者与职工的利益矛盾，这些都需要探索。租赁制本身也需进一步完善。改革的步伐既已迈开，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这样，阜新就会真正成为“物阜民丰、焕然一新”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