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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政治制度与当前政治体制改革——学术研讨会综述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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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8-07-14
第5版(理论)
专栏:

  传统政治制度与当前政治体制改革
  ——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邀请了国内政治学、档案学、历史学、法学、民族学界学者四十余人,于6月5日至10日在烟台召开了“传统政治制度与当前政治体制改革”学术研讨会,就传统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现代遗存,以及开展对传统政治制度的研究,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服务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现将研讨中的一些观点择要综述如下:
关于传统批判与现实批判相结合的问题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已刻不容缓。为了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学术界有责任研究我国的政治传统和现实国情,将传统批判与现实批判科学地结合起来,以保证政治体制改革能在新的起点上拓展。有的人指出:长期以来,在对待传统政治制度的问题上,我们的指导思想是有问题的。过去有两个口号:一个叫做“砸烂旧的国家机器”,一个叫做“与旧世界彻底决裂”。这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观点,是把“阶级斗争”理论绝对化所造成的片面性。历史上任何一种上层建筑形成后,都有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不可能凭主观意志想“砸烂”就“砸烂”,想“彻底决裂”就“彻底决裂”。离开了政治文化的积累和传沿,政治制度的改革与进步将是不可能的。当前政治体制改革是以正确认识现实国情为前提的,而要正确地认识现实国情,必须重视研究我国的政治传统。只有把传统批判与现实批判科学地结合起来,才能使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在高起点上。
关于传统政治制度的现代遗存问题
与会学者指出:所谓传统政治制度,主要指封建政治制度。两千年间,中国政治体制总的说来没有根本性的变动。近百多年来,政治体制一直处在变革之中,这是进步的表现。但变革过程并未完成。传统政治制度的积淀,使我们背上了沉重的专制主义、家长制、官僚政治、人治原则等等历史包袱,是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解决的课题。有的同志说:解放后,我们对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研讨,存在绝对化的倾向,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封建时代最大的问题,是“人治”原则。如清代,例、律并用,例重于律。“重例”,即惟皇帝之言是从。而现代政治生活中,“以政代法”、“权大于法”的现象层出不穷。领导人的一个“批示”,便可以从国库中拨款;没有充分的科学论证,就决定一项巨大工程上马;以及用“批示”来改变法律规定等等,都是“人治”原则的现代形式。政治体制改革应从变人治为法治入手,否则一切将成为空谈。与会同志还指出:人事制度是政治制度的核心。古代官员的选拔,有世袭制、荐举制、恩荫制、科举制,还有捐纳、吏道、方技等入仕杂途。就荐举制的影响而言,不可不谓深远。所谓“礼贤下士,唯才是举”,只不过是理想中的模式,实行起来,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例如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负责荐举人才的中正官大权在握,可以凭个人好恶决定取舍,随意性极大,缺乏具体标准。甚至不从实际出发,而靠揣摩和猜测上司的意图办事。以至官场上出现权贵干预、人情请托、士人钻营、货赂自通等腐败现象。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一些仅有一技之长的人被推荐担负重任,甚至身踞要津,进入决策机构,结果总是把事情办糟。这不能不说是古代荐举制的影响。有的同志说:冗官冗吏、官僚主义,以及官场上贪污腐化、敲榨勒索等等,古今不仅“貌合”,而且“神似”。我们必须对此保持清醒的认识,才能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兴利除弊。
加强对传统政治制度的研究
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借鉴
关于传统政治制度与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与会者认为,对待传统政治制度的总原则应当是批判。摒弃传统政治制度中属于消极性质的东西,而对传统政治制度中积极性质的东西,则要进行科学的总结,以资借鉴。有的学者说: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是封建社会官员选拔方式的重大进步。科举考试制度本身有个发展过程,也有局限性,但它尽可能吸收更多的人参加,尽可能显示其公平、竞争的原则,就具体办法而言,实行糊名、誊录、校对试卷制度,比现在的许多考试要严密得多;对作弊的处理也比较严厉。此外,对官员的任用实行试用制度、考核制度、监察制度乃至请假、致仕制度等,这些可以成为我们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借鉴。也有的同志说:政治制度具有防微杜渐的作用。人要靠制度来制约。唐宋以后,回避制度日臻完善,有籍贯回避、亲属回避、等级回避、民族回避等等,规定十分严格。如宋代,凡官员亲戚于职事有统摄或相妨的,都得回避。地方官必须回避本籍,而且即使不是本籍但有地产的,也得回避。清代康熙皇帝还规定:“外任官在籍五百里内者,回避。”现任三品以上堂官,其子弟不得考选科、道官员,等等。这对防止官员结党营私都起过积极作用,而且有现实意义。还有人指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对传统政治制度的研究势在必行。我们的研究成果,可以供领导人制定改革方略时参考,但更重要的是为社会服务,给人民群众以启示,增强人民群众的参政意识。
(叶维钧 张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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