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实和提高我国的民族文化——评周一良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充实和提高我国的民族文化
——评周一良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
　　戴可来
“文化”和“文化史”的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所关心和不断探讨的一个新课题。最近，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周一良教授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新的成果。
什么是“文化”，它的内容和层次如何？这是文化研究首先接触的问题。在该书中，作者提出：“文化应当包含一个民族通过长期体力和脑力劳动所取得的物质的、精神的全部成就”。从这一总的认识出发，作者把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狭义的文化”，即表现为哲学、文学、音乐、美术、宗教等方面主要与精神文明有关的东西；其二是“广义的文化”，诸如典章制度、生产交换、生产工具、生活器皿、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等，即那些通过长期劳动和经验所取得的精神的或物质的成就；其三是“深义的文化”，是从狭义、广义文化或更宽领域中综合概括、抽象升华出来的东西，“亦即一个民族文化中最为本质或最具特征的东西”。作者在本书中第一次提出了上述关于文化三个层次的划分，特别是提出“深义文化”的概念，使该书对文化定义的规定性更为充实丰满。
作者以相当篇幅论述了各种层次文化的交流。就亚洲一些国家而论，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大多信奉儒家学说，古代中国则成为文化交流中的一个辐射中心。文字、制度、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乃至生产工具和农作经验，对这个地区的诸多国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直至今天，属于狭义文化和广义文化层的文化交流仍在进行之中。这两种文化层次的文化交流，可以学习、引进，在对方国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而深义文化则是民族精神的结晶，它的交流，只能相互学习，加强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参考，却不易移植、引进，化为我有。书中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和所举的大量实例，无疑是对历史上文化交流的反思。
在数千年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除去文化交流的内容之外，文化交流的形式也是本书的重点研究对象。《中外文化交流史》不仅论述了历史上的官方交往，而且广泛论述了民间的交往；不仅论述了正常的友好交往，也指出战争和掠夺对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作者认为，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存在着必然性和偶然性。正常的文化交流促进了必然的文化联系，而偶然的历史事件、战争和掠夺，也会形成意外的文化交往的渠道与机会，甚至有时文化交流的开端往往是在战争的形式下展开的。
研究中外文化交流，自然要立足于中国与其他诸国的文化影响与联系。作者认为，文化交流的总趋势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但是，就某一地区、某一阶段而论，也会出现单方面的文化渗透。这样就会呈现出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不平衡现象。《中外文化交流史》以翔实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分析了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古代中国汉文化广被各国的现象，其中虽然也有外国文化传入中国，但毕竟处于从属地位。近代以降，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被西方殖民者的大炮轰开，开始出现西方文化大量传入中土的“西学东渐”，然而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也强烈地影响了西方的宗教观、哲学观和历史观，乃至出现与“西学东渐”相并行的“东学西被”。今天，西方学术中的“东方学术渊源论”仍在发展和扩大，可以说是这种情况的余绪。
文化的发展和发达，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民族和国家的兴旺与繁荣。中外历史上的昌盛时期，无不具有文化交流的背景和因素。在实现“四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过程中，我们更需要了解外国文化，吸收其精华，以充实和提高我们的民族文化。而了解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过程，可以从中找到历史的经验和借鉴，从而为当前的改革和开放服务，这也正是《中外文化交流史》问世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