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保存精神——读钱穆《中国文学讲演集》随感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中国文化的保存精神
——读钱穆《中国文学讲演集》随感
　　张法
前些时候，一位国学根底很深的先生问我对钱穆的看法，我以“不敢恭维”对之，其根据，是以前浏览过钱穆的《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印象不甚好。这次读钱穆的《中国文学讲演集》（巴蜀书社，1987），才深知自己的轻浮和唐突。
该书从首篇《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起，就显出博大的气势和深刻的见识。全书一直都贯串着两个相当现代的方法，一，从文化整体来看待文学与文字，从文学和文字中掘出文化之精神；二，从世界各文化的比较、特别是从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探寻中国文化的特质。
在世界诸文化中，西方文化以否定、前进为特色，中国文化以保存、延续为特色。钱穆之书，深得中国文化保存性之精神。作者从中国文字的各因素令人信服地阐明了中国文字对“中国文化绵历之久，熔凝之广”的巨大作用。对中国文学，钱先生亦令人信服地指出“两大特点：一、普遍性，指其感被之广；二、传统性，言其持续之久。”
说“令人信服”，主要是指钱穆先生对中国文化保存性精神的揭示而言，至于钱先生在阐明中国文学之文化精神时随时进行的中西比较，就不怎么令人信服了。他每次都以中国文化的保存性作为真、善、美的最高尺度来衡量西方文化，后者当然就显得渺小可怜了。
西方文化精神本就不是保存型。西方文学以悲剧为最高，悲剧也最能体现西方文化精神，它的结局往往是双方的毁灭，以尸体加尸体落幕。然而正如黑格尔所说，在双方的毁灭中是绝对理念的胜利。西方文化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悲剧一样的不断毁灭和新生的历史，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中不断前进。
中国文化的运行机制是保存性的，其文化并非没有悲剧，而是没有西方式的悲剧，有的只是浸透着中国文化保存性精神的悲剧。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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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秦风·蒹葭》
该诗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爱情追求悲剧模式的原型，它的基本结构（1）具体而飘渺的目标：美人意象；（2）不竭的（带有超文化性质的）追求；（3）不可克服的阻碍，（两千年来是反复出现：张衡《四愁诗》，曹植《洛神赋》，陶潜《闲情赋》，戴望舒《雨巷》）。爱情悲剧是最容易反映出文化精神的，《蒹葭》式悲剧体现的正是中国文化保存性精神。《蒹葭》的爱情追求，一开始是逾礼的追求。爱的激情，本能地感受到现存文化之礼的历史局限。然而，中国文化崇尚“发乎情，止乎礼”，既使原欲得到宣泄，又把这种宣泄纳入文化之礼的轨道。只有止乎礼，才能获得文化的普遍同情，如果一味纵情，像潘金莲那样，就会成为反面形象。追求者必须克制自己，他越是感受到痛苦，他的心灵就越丰富，越强大。这种使自己的行为和内心向文化之礼的靠拢，实际上净化着原欲的非礼和反叛的力量，使之不知不觉慢慢又回到礼上来了。但这使追求者陷入了矛盾：他既达不到目的，又不愿意放弃追求。这悲剧的特征还在于美人的若显若隐。西方的爱情悲剧之所以达到一种惊心动魄的超越性高度，是由于男女双方站在一起，一起固执于自己的意愿和追求，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是以自己的“片面性”来抗争和拚搏。当他们将自己的片面性片面到底，以尸体加尸体躺在美好的世界上的时候，另一方——无论把自己打扮得多么正义、合理——的片面性也无法掩盖地暴露出来了。整个问题就在双方片面性的暴露中得到重新思考，文化存在的裂痕在一个新的层次上得到综合。而《蒹葭》式悲剧的结果，追求者只有用文化之礼来证明自己追求的合理性，而这同时也完全保全了礼的神圣性。当追求者在一种复杂的情感中哀叹、悲伤、询问、诉说的时候，中国文化的保存性精神也得到生动的表现。
钱穆先生对中国文化保存精神的揭示是相当深刻的，虽然这种保存型文化在客观上并不像钱先生所认为的那样，是世界各文化形态中最理想、最美好的文化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