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人民—真正幸福的人们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苏联人民—真正幸福的人们
柳青
自我开始严肃地考虑起人生问题以来，在生活中和在工作中一遇到触动人思想的事物，我就盘算起一个问题：一个人活一辈子究竟向世界（或集体）要求多少和对世界（或集体）贡献多少才好呢？在农村的土地改革和生产运动中看见罪恶的地主和勤劳的农民，我盘算起这个问题；在革命战争中行军和作战的时候看见战士们艰苦的生活和英勇的战斗，我盘算起这个问题；就是在平常自己遇到物质的诱惑和工作的困难时，我也盘算起这个问题。去年冬天在苏联旅行和参观的两个月，我几乎随时随地被生活在最先进的社会制度里的人们的工作精神和生活态度所感动。
我赞美过莫斯科新建筑的雄伟，赞美过列宁格勒冬宫陈列的丰富，赞美过斯大林格勒的重建，赞美过巴库油田和萨姆哥尔斯基水渠。我当时想：如果在若干年前我参观苏联人民为自己建设的乐园，我的羡慕之情该是多么激动！但是现在，在我们已经推翻了帝国主义走狗们在中国大陆的罪恶统治以后，我参观的时候内心就不仅是激动而且还满怀着兴奋，因为一个为数近五亿的勤劳、勇敢、智慧的人民，有着毛主席这样英明的领袖，处在纬度适中的丰饶的国土上，又和苏联这样的好邻居是朋友和同志，什么我们不能创造呢？人们不应该光羡慕人家的成就，而更重要的是学习人家创造这些成就的精神。两个月里，我时时注意着我所遇到的苏联人的行动，他们给我造成了这样一种永忘不了的印象：那就是积极的工作精神和朴素的生活态度已经不止为少数先进分子所具有，而是变成社会道德的一般水平了。
大家知道苏联人民的生活是富足的，到处是食品店，百货店挤得人浑身冒汗；但是你却找不到一个能劳动的人是坐着享受的。我在“莫斯科饭店”住的时候，每天来收拾房间的是一个六十六岁的老太太，她穿戴着洁白的围裙和头巾，笑眯眯地抹地板和打扫浴室。我问过她的年岁以后，不由地注意着她，心里想她一定是一个无依无靠的老人。虽然如此，过后我想起关于养老金的制度，还是放不下这个问题。过了几天，我们熟了，好奇心促使我要和她谈谈她的遭遇，了解她为什么这样大年纪还做这个工作，每天端着茶盘在走廊里过来过去多少次啊。我竭力注意她的表情，只要她一显露痛苦，我就不再往下问了。可是我的估计完全错了。我们借着铅笔、手势加上我懂得的一点俄文单字，谈清了来由：原来她是一个幸福家庭的长者。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在上次大战中牺牲了；另一个带着媳妇和孩子们在西伯利亚做工程师。她因为不喜欢那里的气候，留在莫斯科。在莫斯科她也不孤独：大女儿在被服厂做工，女婿在十年制学校当教员；二女儿是大学生，连一个卢布也不需要家里给。她本人每月有一百五十卢布的养老金。……
“那么你为什么还做工呢？”我想她大约嫌收入少。
她却说：“因为我能做工。我在这里做工已经十五年了。”她说着，显得那么满意她的工作，咯咯地笑着。
我在苏联一出门，就看见许多许多这样的老太太。她们在大街的人行道上扫雪，在建筑物的入口处管理寄存的大衣，在托儿所里看孩子，在各种商店里卖东西……她们的神情和“莫斯科饭店”的那个老太太一样愉快，她们是把工作和劳动当作一种享受。我曾经考虑过这许多老年人坚持工作的社会意义，在另外的地方看见的现象立刻说明了：那就是在工厂里、机关里和学校里工作和学习的无数成年人和青年人，现在和将来在经济战线上和文化战线上为苏联国家和苏联人民所做的贡献，其中也有那些参加轻微劳动的老年人的功绩。
凡是看过“乡村女教师”电影的人，都知道那种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始终不渝的精神。根据我所得到的印象，那种精神代表着一般苏联人对待事业的态度。莫斯科吉姆亮捷夫区第二百零一学校的校长已经六十来岁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掉一只眼睛，在国内战争结束几年以后被调到这个学校工作，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他的成千成万的学生中出现了多少为国家和人民所珍贵的人物，直到最高苏维埃代表和苏联英雄，而老校长自己依然在这个学校里毫不厌倦地工作着。他领着我们参观学校的每一部分，讲解着这个学校扩充的过程，指给我们看他领导学生劳动创造的果园。一个十年制学校，设二十四班，容一千二百六十四个学生，经营着自己的菜园和果园，老校长还毫不满足地充满着憧憬，对我们讲解学校的扩充计划。在走廊里看见他和他的学生卓娅（丹娘）——苏联人民伟大的女儿一块浇果园的照片，我心里想：卓娅和她的同伴们的光辉的生命里渗透着这个老校长的精神。
我好几次在“大剧院”里看舞剧，都被头发苍白的老音乐家所感动。在人们的嘴里和在留声机片上到处响彻了他所作的歌曲，说明书在他的名字前面印着“人民艺术家”的光荣头衔，他一出现，池座里和七八层包厢的观众掌声如雷，但是他谦逊地向大家一鞠躬，然后毫不疲倦地挥动自己的手臂，为巴蕾舞指挥四五点钟的音乐。由于职业的近似，我简直忘了看舞台，而一眼盯着音乐指挥。我从他的动作中看到这样一种劲头：他对人民已经有了很大贡献，但他并感觉不到他有贡献，而依然热爱着这种长时间的肉体劳动。
我们参观乔治亚共和国萨姆哥尔斯基水渠在约拉河上的水闸时，被带到这样一个人的面前：他的衣服和所有现场的工人一样脏，好久没刮脸，胡槎爬了两腮巴，手黑得不能和来宾握手，一介绍说这是水闸建筑的总工程师。我们参观巴库海底采油的工程，在海面的桥上遇见了石油工业部的副部长和油田总工程师，他们和我们见面握着手就告别，很抱歉地说明他们到海上来处理一件事务，已经一昼夜没睡觉了，所以不能陪我们参观。这些高级的政治和技术的领导者，在必要的时候，他们真下手干！
干——无论在什么岗位上的人都是毫不满足自己和人民已得到的成就，愉快地努力地干。
我过去时常听说苏联人工作的报酬很高，我去过苏联以后得到的印象也的确是高，因为这标志着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富。但是我的完全的印象却是：工作的报酬不仅仅拿卢布来计算，而更重要的是拿荣誉来计算。这对于那些问荣誉一斤多少钱的人，是难以想像的。荣誉——到处讲荣誉，而不大讲卢布。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每一个车站，我所到的每一条街和每一个工厂的每一个车间，到处挂着超过生产计划最多的模范人物的照片；最好的工作者胸前挂了一个又一个的勋章和奖章。在访问格鲁吉亚共和国苏呼密市附近卡里斯基区奥库米村的列宁集体农庄时，我们和姓布利斯基里亚的一家农民见了面。他家有三个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丈夫、妻子和他们的女儿。一年收入九万零五百二十卢布，领到的谷物还不算。一个人生活过得很好每月也只需要六百卢布。我们研究过他们怎样才能把他们的收入花掉呢？他们穿得和大家一样，房舍没有特别扩充的必要。他们把剩余的钱买国家的公债，捐献给为卫国战争中牺牲了父母的孩子们所办的孤儿院，帮助公共事业的建设，招待来访的记者和找他们交流经验的人……我们有人问过一个每年收入二万三千卢布的普通农民：“你可以买一部小汽车啦？”他回答说：“如果我愿意，随时可以买；但是我不愿意，因为有了汽车，难免要妨碍工作。”这是一个普通农民的想法，劳动英雄就更不必说了。
我在苏联更深刻地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如果仅仅是为了金钱和物质而工作，他是做不出甚么事来的，正如一个人计算着稿费写文章，这文章就没什么读头是一样的。但是一个人如果不计较物质报酬，忠心耿耿为国家、为人民和为自己的荣誉而尽最大的努力，他甚至可以创造奇迹。同样的一条很浅显的道理：人仅仅吃得肥胖穿得漂亮是不能惹人爱的；而人对国家和人民有贡献，他会到处受尊敬，如果他比一般人还简朴，那就更受尊敬。
奢侈和工作是水火不相容的。奢侈的要求在人的脑子里挤掉工作的要求。贪图物质享受使人脱离工作、脱离集体。人不做工作不接近群众，脑子里能产生什么好的思想呢？列甫·托尔斯泰在他一八五五年三月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要做一个随时向精神目标前进的人，根据‘凡追求精神目标的行为都是良好行为’这个原则来考虑自己的一切行为。”我参观雅斯亚那·波利亚那的托尔斯泰故居，深深地被这个老人的言行一致的生活态度所感动。他的太太在楼上过贵族生活，他在楼下他父亲的仓房里写“战争与和平”。他把仓房的铁窗子改为木窗子，把潮湿的石地板改为木地板。南半面的四个挂东西的铁环取不下来，他就拴上绳索锻炼身体。很显然，像“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巨著，光有天才而无“从事紧张的、非常的劳动”的精神，是不可能完成的。我参观过托翁冬天在莫斯科的故居，在楼上的正房里他的太太接待她的贵族访客。这正房旁边有一条狭窄的走廊通到一个拐角的小房间，在这里托翁接待来访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正好像一幢房里住的两家人家。这走廊是托翁开辟的，因为他的客人嫌经过太太的房间不方便。这个俄罗斯的伟大作家在一九○五年十月十八日写给朋友的信里重复他的思想说：“凡增进或可能增进人民福利的一切，都让我感到快乐；凡一切缺乏这个主要目标和使别人忘记这个主要目标的人们，我都不能同情他们。”老人因为不堪雅斯那亚·波里亚那“有毒的”生活，厌弃“无理性的奢侈”而出走，死在一个小车站上刚刚七年以后，爆发了十月革命。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和鼓舞之下，完全改变了整个国家的面貌和全体人民的意识。我想拿托尔斯泰的这些话来说明我所见的苏联人的精神状态：他们是“随时向精神目标前进的人”，这个精神目标就是共产主义！他们是根据“凡追求精神目标的行为都是良好行为”这个原则过生活的！
我要在这里举出几个庞大的数字：仅仅莫斯科列宁图书馆就藏书一百四十五万册，每天有五千个读者，全年借出书八百万册。有一千五百个工作人员在那里为读者服务，那里形成了莫斯科生活的重要中心之一。我多少次为苏联人读书的嗜好所吸引：饭店里管钥匙的人成天坐在那里读书；商店里卖东西的在没顾客的时候读书；地下铁道车站的这里那里坐在长椅上或伫立候车的人在读书；站在地下铁道出入口的自动升降梯上往下看吧，多少男女在读书。他们的时间好像经常是拿秒来做单位计算的。随便一个什么人，可以和你谈论从普希金到最近获得斯大林奖金的作家。我在一个农民家里看见小说和诗集与农业技术书籍一同摆在书架上；在莫斯科“小汽车工厂”工人宿舍里，一个普通工人不假思索地举出几个现代中国作家的名字和作品。一个事实是：他们都不是有闲的人，而是他们在贪婪地追求着精神滋养。我问过很多人看过某一本名著没有，得到的回答总是：“当然看过啦，”而没有人耸耸肩说：“我太忙，还没有看。”我想起：五年以前在大连有一个苏军少校对我说，他的十四岁的女儿和他谈“青年近卫军”，他穷于应付，女儿看出他没有读过，他脸红了；于是他就在一星期中挤时间读了，然后转来和女儿谈这本书的优缺点。
一个诗的朗诵晚会的票子可以在霎时间一售而光，那些诗不能逗人大笑，只能发人深思；因为那些诗歌颂人民英雄，发抒高尚理想，号召积极行动。人常说写诗要有诗的感情，那末去听诗的朗诵而没有诗的感情，谁花钱在稠人广众中别几个钟头呢？好几次我都密切地注视，但是我没有发现坐不稳的和早退的现象。穿军衣的和穿便衣的，年老的和年轻的，男的和女的，一个个都聚精会神地听着，然后满足地鼓着掌。十一月九日的晚会没有排上西蒙诺夫的节目，台下几次三番递条子，使他不得不在最后朗诵自己的作品。我在苏联清楚地感到一点：假如只有面包、奶油、啤酒和大楼……而没有好的小说、诗、戏剧、电影和音乐……人民的生活该是多么贫穷！
这是实在的——马雅可夫斯基生前住的小屋所给我的印象不比莫斯科大学和斯摩林斯克大厦的巨大建筑所给我的印象差多少。当十月革命以后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经济困难的时候，政府给了这位大诗人一个小房，家具还要他自己置备。房子是这样的小，以至于普通的家具不适用，必需定做。外屋有两个沙发，仔细一看不是沙发，而是两个较宽的软凳，两块条纹布钉在墙上垂下来盖着凳子，看起来好象是靠背。里屋有一个真的大沙发，但是到夜里就变成了床。衣橱的门扇上开一个小方口，拿开来就可以放他刮胡子的用具。他做了一个玻璃桌面的很小的写字台，揭起来可以取他需要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房子太小；但是就在这小房子里，马雅可夫斯基给世界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他经常在群众中朗诵，当需要他的时候，他甚至演戏，而不计较是什么角色，我们在他的故居看见他扮演一个阴谋分子的剧照。我参观的时候完全被一种高贵的生活气息所笼罩，好象诗人并没有死！
作为一个从事文学活动的人，我把我在苏联旅行的两个月当做我生活里最有意义的时间中的一段。在那里我处处看到人们向世界（或集体）要求得少而尽力对世界（或集体）贡献得多。这是真正幸福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