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霖，浸润着这片黄土——访《河殇》编创人员夏骏、王鲁湘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甘霖，浸润着这片黄土
——访《河殇》编创人员夏骏、王鲁湘
高宁 文 苗地 画
电视连续节目《河殇》刚刚在中央电视台播完，记者在京郊一所简陋的招待所找到了《河殇》剧组。遗憾的是，总撰稿人之一苏晓康已赴外地参加笔会，我结识了另两位主要编创人员。
夏骏，《河殇》总编导，一位脸上稚气未脱的26岁的青年。他属于80年代早熟的一代，善于独立思考的一代。
王鲁湘，《河殇》另一位总撰稿人，32岁的文学硕士，颇具学者风度。他对记者侃侃而谈，似乎仍沉浸在对黄河文化的思考之中。
记者：《河殇》在电视观众中引起很大反响。它对华夏文明的反思，对民族命运的忧患，拨动每一位热爱这片土地的炎黄子孙的心弦，激起了他们情感上的共鸣。你们有何感受？
王：作为《河殇》的创作人员，我们已感受到了这股冲击波。大量来信表明，群众认同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反省和批判。一位观众来信说，“文革”浩劫使他对一切都失去希望；看了《河殇》，受到极大震动。片中对中国文化的新的思考使他看到了民族希望之所在。一位老八路表示，在他即将灰化之时，要把自己的一生放在中国大的文化背景下重新反省。更有不少中学生来信说：多少年以来，教科书上总是说，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黄河、长城、龙的传人……然而中国却远远落在了世界文明的后面。他们要重新认识这一切。
夏：《河殇》的总顾问金观涛说，《河殇》在观众中引起的关注表明，群众需要思想，就像我们这片干涸的黄土地需要甘霖。
记者：《河殇》给观众的启示，不仅仅是对民族文化的反省，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全新的反省传统文化的视角和参照系。从近代以来，多少志士仁人寻求振兴中华民族的新思想，但都没能超越传统文化的局限。只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曾试图冲出这个圈子，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完成这个进程。
王：是的。一些学者看了《河殇》后提出，中国人历来信奉“见微而知著”，这种产生于小农经济的认知方式，大大限制了人们的文化视野。《河殇》力图从世界文明史的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上反省民族的命运，从而向至今仍被落后的物质、文化生活束缚了眼界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一种审视中国文化的新的视角、新的制高点。这是一种现代人的认知方式：见著而知微。
记者：《河殇》中贯穿始终的关于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黄色文明和蔚蓝色文明的对比，似乎正是你所讲的反省民族命运的制高点，既深刻又通俗，既形象又概括。它使我们超越了单一的政治、经济的思考，去探索人类文明活力的源头。
王：关于两种文明的对比，是上个世纪的西方思想家提出来的。海洋文明之所以具有活力，并把西方社会推向现代化，是因为它崇尚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商品观念、竞争意识。而这一切是黄河文明无法孕育出来的。因此，中国要实现政治、经济、科技的现代化，就要实现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要敢于从海洋文明中大胆地拿来对我们有益的东西。这是民族文化的基因建设、基础建设。不认识这一建设的重要性、迫切性，中国的改革是不可能彻底的。
记者：我非常欣赏《河殇》关于土地的思考。黄土地孕育了我们这个民族，却又最终束缚了它的创造力和进取精神。这或许正是内陆文明的悲哀。看电影《黄土地》时，我对我们民族精神的麻木、委顿产生过深深的悲凉感。看《河殇》，这种悲凉感又浮上心头，不过，感情的体味上升到了哲理的思考。
王：你在第四集“灵光”中大概看到了这样一组镜头：贫瘠的黄土地，破烂的窑洞，一群农民呆滞、菜色的脸。为了捕捉长年固守在黄土地上的人们的深层心理，我们亲赴黄土高原拍摄了这组镜头。但是我们也曾发现一位另一种类型的农民，他衣着讲究，神态自若，谈吐大方，精神气质迥异于周围的人。原来他是个不安分的农民，走南闯北，云游四方。可悲的是，他被目为“二流子”，周围的人一致向他投来鄙夷的目光。这个场面深深印入了我们的脑海。我们不得不在《河殇》中大声疾呼：只有超越这片黄土，黄河文明才能最终走出困境，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记者：由于《河殇》能在一个新的参照系下反思民族的命运，因而它摆脱了在我国人文科学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庸俗社会学的狭隘视界，兼容中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学术成果，多视角地考察了中国的社会和历史。
王：拍《河殇》的过程，也正是我们学习和借鉴西方、海外以及国内文化学知识的过程。可以说，《河殇》的思想来自全国的思想界，它寄托了整个文化精英层对民族命运的关注。（上）（附图片）
　　夏骏
　　王鲁湘